在2024年末的电影市场中，杨荔钠导演的《小小的我》以其直面现实的勇气与细腻深刻的洞察，为国产现实题材影片留下了重要的一笔。自上映以来，影片收获了较好的票房成绩，更因其真挚的人文关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小小的我》以脑瘫患者刘春和（易烊千玺饰）为主人公，聚焦弱者的处境与尊严，突破了大众视野中对边缘个体的既定印象，也赋予了他们的价值确认与主体性表达。

现实主义与明星效应：

让观众看见弱者

《小小的我》是一部聚焦现实的影片。近年来，国产电影中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并不少见，但现实题材并不必然等同于现实主义。现实题材更多指向内容的选择，而现实主义则是一种创作方法和美学风格。许多影片虽然基于现实题材，但可能采取戏剧化、象征化的处理方式，将现实抽象为寓言式的表达；还有一些影片则是仅将现实作为叙事的背景，未能深入探讨现实的复杂性。

《小小的我》则明确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以贴近真实的方式再现了主人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导演杨荔钠通过手持镜头的运用，营造出一种生活的临场感，镜头的晃动与主人公刘春和的主观世界形成共振。这一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余秀华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的视觉化呼应，将身体的特殊局限以影像形式转化为一种创作自觉。在美术设计与整体色调上，影片呈现出低饱和度的朴素质感，这种写实风格使观众能够更直接地融入影片叙事，与角色的复杂处境产生深度共鸣。

影片的现实主义选择与主创人员的创作背景密切相关。杨荔钠曾有多部纪录片的创作经验，她的影像语言带有明显的纪实特征，这使她在转向剧情片后，依然在叙事与风格上保留了强烈的现实观照。编剧游晓颖则以其丰富的现实主义剧作经验，提供了扎实的文本基础，进一步强化了影片在现实主义方向的创作意图。

在呈现现实的同时，影片也通过明星效应实现了对观众的最大化抵达。易烊千玺的表演成为本片的重要亮点之一。他通过肢体语言、表情变化和对台词的精准处理，扛住了长镜头和特写镜头的考验，将角色的身体特征与内心的敏感挣扎有机结合，带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刘春和的两次梦境段落展现了未受身体限制的“正常”状态。实际上，梦中的形象是观众更为熟悉的演员形象，但在影片的语境中，这种“正常”却显得格外陌生。正是这种陌生感与差异性，使得梦境段落成为现实叙事的有力补充，不仅凸显了角色内心的痛苦，也强化了观众的共情体验，让刘春和这一角色更具加触动人心，得以被观众看见和认同。

在他人的目光下：

弱者如何被看待

《小小的我》并未刻意聚焦于刘春和的特殊身份，而是通过他与外婆、母亲、雅雅三位女性的关系，从三种不同的视角展开，构建起刘春和的生活图景。这些目光揭示了他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复杂处境，也折射出他作为一名二十岁的青年，在身体和心灵层面所面临的普遍困境。

外婆（林晓杰饰）提供了一种平视的目光，她对刘春和的态度充满接纳与尊重。不同于母亲的严厉或社会的偏见性注视，外婆以平等的方式与刘春和相处，带他参与老年人的聚会、喝酒、当合唱团的鼓手，鼓励他找工作、上渴望的大学、考驾照、尝试与女孩交往等等。外婆没有因为刘春和的特殊身份而过度保护，也没有试图忽视他的局限，而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使他能够在不被特别关注的日常中经历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平视的关怀，是影片温暖底色的重要来源。

母亲（蒋勤勤饰）的目光则充满了复杂的矛盾性。一方面，她以过度保护的方式介入刘春和的生活，从日常起居到学业规划，再到人际交往，试图通过全面控制来隔绝外界可能的伤害；另一方面，她在潜意识中对刘春和心存厌弃，渴望通过生育二胎来重建一种新的家庭生活，并对刘春和可能对妹妹造成的威胁深感不安。这种矛盾的态度在无形中强化了刘春和“特殊”与“不正常”的身份认知，也让他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家庭的情感秩序。母亲的行为揭示了家庭内部对残疾个体的隐性偏见与结构性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她在母职与自我之间的挣扎状态。此外，影片中还隐含了母亲与外婆之间的代际关系，为家庭伦理和女性身份的探讨增添了更复杂的层次。

雅雅（周雨彤饰）的目光为影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她的短暂出现带来了超越同情的全新视角。雅雅与刘春和之间的关系，既是出于某种好奇，也包含着与日常生活不同的吸引力。在她的目光下，刘春和的自我欲望被唤醒，他开始明确意识到自己的情感需求与性欲望，并表明自己是“正常的二十岁成年男性”。影片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显得尤为大胆，因为性欲常常是弱势群体尤其残疾人群体的“隐秘话题”，很少被主流影视作品正面展现。雅雅与刘春和的互动为这一“看不见”的议题提供了直视的机会，也让后者的主体性得以更加立体地呈现。在对爱欲的处理方面，影片没有将其浪漫化，而是为两人的关系保留了一种开放性，这种选择强化了叙事的真实感，也体现了主创对现实主义的遵循。

建立自己的视域：

治愈与赋权

在公交公司的听证会上，刘春和发表了一段真情流露的独白：“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可很少会有一种眼神，敢于直视我。”这一独白反映了他长期遭遇的困境与挣扎。外部的凝视忽略了刘春和的真实需求，他渴望通过确立自我主体性来突破这种束缚。影片中，刘春和通过一系列主动的行动，展示了他对自身生活掌控和突破的决心。从尝试在咖啡馆打工，到考取驾照，再到对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强烈情感，刘春和不断通过这些主动行动来突破现实的限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视域与主体性。

诗歌在刘春和的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面对现实的痛苦，他在诗歌中找到了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在刘春和这里，诗歌既是一种语言层面的表达，也是一种对自身存在的确认和超越。在雅雅离开后，刘春和独自徘徊于三星堆博物馆，诗歌的旁白成为一种强烈的主体性声音——此时的声音不再受到身体限制的束缚，而是与他理想中的“正常”声音相一致。通过诗歌，刘春和得以从被怜悯、被忽视、被厌恶的身份中挣脱，成为一个有能力发声、拥有表达权的主体。

同时，诗歌在刘春和实现自我理想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片中，刘春和为小学生试讲语文课，尽管语言表达存在一定障碍，但他对诗歌的理解和共鸣使讲解充满了思想深度与情感张力。这次讲课彰显了刘春和对诗歌的热爱，也体现出他希望通过教书育人达成的理想与志向。影片结尾，刘春和成功被师范学院文学系录取，这一温暖的结局为他长期的坚持努力给予了肯定，也显示出诗歌在影片中的多重功能——既承载了疗愈的意义，也成为赋权的工具。诗歌与理想互为表里，帮助刘春和从他者的身份中挣脱出来，走向了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影片没有渲染过于激昂的英雄主义，刘春和以其“苔花如米小”的方式展示了个体的完整与自觉，呈现出一种更加平实却坚定动人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