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上映的影片《小小的我》用平实温润的笔触摹写出脑瘫患者刘春和在困境中寻求希望，在挣扎中追寻尊严的历程，以小见大地展示出残障青年的生存境况与青春涩痛，为观众提供了一次反思现实、反思自我的契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边缘群体境况的关注

电影《小小的我》通过刘春和的故事，反映残疾人在家庭和社会空间中的生存处境和内心挣扎。可以说，身体上的残缺像是镣铐，将以刘春和为代表的残障青年囿于家庭和社会的格式化之间。

在社会空间的表现层面，本片几乎残忍地把刘春和抛掷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域，观察他如何接受来自他人或同情或好奇的目光。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刘春和的特写，扭曲颤抖的手脚和抽搐的脸颊是他疾病的象征。当外婆带刘春和参加生日宴时，他在周围人的窃窃私语中一次又一次尝试着吹灭蜡烛，此时的他要接受的是来自银幕内外的审视目光。运用这种方式，电影如同社会实验般，让观众切身参与到对于脑瘫患者的集体凝视，从而意识到，边缘群体在生活中面临的难题，往往并非最沉重的负担，来自他人审视的目光才是最致命的压力。同时，影片揭示了残障群体在社会空间中所面临的种种不便，例如部分公共交通对他们的习惯性忽视，招聘过程中面临的异样目光等，生动呈现出残疾人在社会领域的难堪处境，揭示他们因为恐惧被主流社会所排挤而产生的存在焦虑和身份认同困境。

在家庭空间层面，残障人群因残损所致的异样与苦难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家庭的存在形态，而家庭关系又反过来影响着残障个体在社会境遇中的生存方式与自我认知。在家庭空间的表现上，本片没有理想化地塑造出一个完美和谐、无私奉献的家庭，而是直接展示了一个父亲长期缺席、全靠母亲和外婆维持的“拟单亲”残障家庭，真实地呈现出刘春和母亲在强势外表下的崩溃与失望，同时运用闪回镜头交代出家人曾经真实的想要抛弃刘春和的时刻。

在关注残障群体的同时，影片进一步扩大范围，聚焦包括老年人在内的边缘群体，观察并关照他们的日常不便，比如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不会进行电子支付等。通过这种关注，影片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老年人和残障群体一样，时刻面临着来自主流社会有意无意的忽视。

温暖现实主义的风格

影片在风格表达上呈现出了多层次的现实主义风格，不仅仅是对生活悲剧的单调呈现，而是在直面现实的艰辛时，以温暖为底色，将现实主义与喜剧元素巧妙融合，展现了“现实”与“温暖”两种面向。在表现青年边缘群体的真实困境时，也试图为他们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在叙事层面，影片避免了大张大合的情节转折和戏剧化的叙事结构，而是通过散文式的日常片段组接文本，把更多关注点放在刘春和真实的生活碎片。在直面他因残障而带来的苦痛的同时，也塑造出外婆等群体。正是这样的关爱温暖着他，鼓励他毅然前行。毕竟，生活并非非苦即甜，正是这样的苦中作乐才是现实的本来面貌。

从视听语言来看，《小小的我》大量运用手持镜头和相对晦暗的黄绿色调，构建出稍显粗粝的真实质感。自然光和近景特写镜头的使用，营造出生活空间的更多不确定性，以及人物内心情感的不安与动荡，将不加修饰的生活本来的苦涩样貌呈现于银幕。镜头如针，悄然窥入刘春和隐秘的私人空间，窥探他最不为人知的生活困窘——包括作为残疾人对尊严的求之不得和作为“20岁正常成年男人”情欲渴望的难以满足。正如我们无法切身体会刘春和的困境，电影镜头也以几乎冷峻的态度观察刘春和在社会中的生存，旁观而绝不介入。影片多次使用偷窥镜头或透过窗户的拍摄方式，呈现出一种客观冷静的观察姿态，以非主观化的方式展现最真实的边缘群体生活。但是当拍摄进入到刘春和的内心挣扎层面，影片则会通过特写镜头和仰拍镜头给予其充分的尊重和理解，这种由视听语言所传递出的关怀和脉脉温情一同构筑了影片的温暖现实主义风格。

个体生存意义的探索

个体对于生存意义的探索，以及对社会和家庭认同的追寻，是本片一以贯之的主题。刘春和在人生的困局中寻找着自救的方式，寻找着自己生命的更多可能。影片开场，刘春和艰难爬上天台，在天台上歪歪斜斜地写下“遗嘱”二字，随即镜头拉远，呈现全景，仰拍刘春和站在老旧房屋上，背后是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观。此刻，刘春和的渺小和他向死而生的心态都在银幕上展现无遗。

与健全人不同，残疾人的身体缺陷使他们天生处于弱势地位，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却仍难以真正融入旁人眼中的“普通”。影片中，刘春和的每一次行动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普通”的价值，寻求自己的人生意义。

想要成为普通人，刘春和首先要做的是脱离母亲的掌控，进入社会，进而成为真正独立的个体。为此他积极帮助老年人，教他们使用手机，同时他广投简历，在咖啡厅不顾所有人异样的目光，蹒跚着行走并背诵贯口《报菜名》，只为证明自己是“记性很好的普通人”。抛弃自尊时火辣辣的痛楚是他融入社会的通行证，刘春和近乎残忍地将自己抛进社会，抛进人潮中，为的就是找寻自我价值。

此外，对于感情的追求也是刘春和自我找寻的关键部分，他在偶遇的雅雅那里找到了自己从未感受过的生命力。对于雅雅的爱恋可以看作是刘春和对于健全身体的渴求。他试图通过拥有雅雅，间接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完整躯体。可以说，刘春和的努力从始至终都在进行，直至他得知母亲生下了另一个孩子。这时他在绝望中吞食大量的糖果，试图以自毁的方式实现“剔骨还父、削肉还母”，如果活着不能找到自我价值，刘春和愿意用死亡来获取自己生而为人的尊严。

《小小的我》作为一部聚焦残障群体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公众对残障人群的刻板印象，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当然影片也面临着来自外界的质疑，比如有观众认为影片对于残疾人的困境表现有些流于表面，对于刘春和问题的解决不切实际等等。但是瑕不掩瑜，影片怀抱着对人性的思考，对残障群体进行深度体察，这种努力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认可。而此类残障类型影片毫无疑问还具有更大的创作潜力。未来，创作者们应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关注边缘人群的切身困窘，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努力创作出更具时代价值、回应大众关切的作品。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