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发展至今，已经历过多个有关于本体性、规律性的探讨历程。归根究底，电影叙事的相关研究和探讨，亦是其中一个有价值的讨论方向。电影叙事的研究，其理论价值可直接反哺于电影创作。尤其是在国内电影发展到新高度的当代，主旋律电影叙事策略与电影创作的互文关系显得更为重要。这其中，就必然出现一个不可回避的情况——电影形式与电影萌发、发展的土壤息息相关。

“影戏”，作为中国电影初始阶段的称呼，既体现了戏剧戏曲对于国人的文化价值体系的重量级影响，又体现了电影这种当时的新玩意儿与戏曲之间不可跨越的紧密关联。于是，从中国电影第一代导演时期发展至今，电影的功能教化性就深深扎在中国电影文化体系的土壤中。主旋律电影范畴出现以后，非常明显的，这种教化属性就成为了十分突出的片种属性。

当然，电影从诞生之初，走向了两条道路，尤其是在故事片的范畴之内，无论欧洲电影还是美国电影，都给电影的发展方向指明了两种内容，即电影的艺术性和电影的商业性。各种电影理论、美学观念的驱使下，让电影的叙事要求逐渐层层加码，根据各电影文本需求的不同，如何在潜移默化中摄入电影的某种功能性输出，便成为了其中一个议题。

尤其在数字化的当代，中国主旋律电影怎样结合电影的教化性、商业性、艺术性，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如何将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有效提升，非常值得探究。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电影第一代导演时期，无论是《孤儿救祖记》《庄子试妻》，还是《难夫难妻》，除了带有当时时代烙印所做出的电影叙事思路之外，无一例外都突出了当时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电影的这种教化功能从这个时代起，就深深根植于中国电影的土壤中。中国电影第二代导演时期，内忧外患的国际、国内局势下，中国电影经历的左翼电影、国防电影、孤岛电影等，在成为典型叙事主题划分的电影创作基础上，电影的教化功能显得尤为突出——那便是通过占领电影的革命根据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展现思想、革命意识的觉醒与觉悟，以潜移默化之势，唤醒劳苦大众的革命决心。显而易见的，电影的这种教化功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主创时期，尤其是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电影时期的主要创作时期，新时期的文艺创作有了新要求，但总体而言，无不是在叙事创作中体现无产阶级在新时代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突破，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人民史诗。如“入伍——入党——完成任务”这条叙事脉络的展现，在呼吁大众通过电影作品观赏性和娱乐性参与的同时，也要具有一定思想觉悟，让自己努力成为具有高觉悟的人民群众中的一份子。

可以说，电影的这种叙事方式，首先弥补了如文学作品展现中，在当时的教育普及率较低的社会背景下，人民群众对文艺作品接受度的提升；其次，当时的“露天电影院”在城市和农村都有极高的放映量，甚至成为特殊的超越影院机制的放映机制。这种“大众性”“娱乐性”为首要需求的电影属性，通过潜移默化教化大众，让电影成为了一种极其有效度的工具形式。到了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主创时期，“学院派”逐渐兴起后，虽然在电影语言方面不断创新，尤其是结合了现代电影理论，但中国电影的教化性，依然始终如一屹立在人民群众中。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乃至同时期或之后的新力量导演的出现，是中国普通观众非常熟悉的电影人，他们的创作和电影叙事方式，有了更多的创作叙事理念的注入，但总体而言，依然脱离不了展现中华文化、展示中国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史诗神话的主流精神内核。

然而，随着时代步伐的前进，电影的商业票房价值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重要性趋于上升，“主流化、大众化是中国电影的发展态势，商业元素的运用是主流电影在市场背景下的大众化趋势”。尤其是当代，主旋律电影的教化性和商业性，都十分重要，它不仅具有教化人民群众的历史沿袭，也要让电影的商业属性提升，通过票房和口碑植入，进行主旋律电影的推广，并提升主旋律电影的推广价值和推广水平。当然，票房成绩的优势地位，完全可以反哺进主旋律电影的继续创作中，找到更明确的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叙事优势。《流浪地球》《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等一系列兼具电影教化功能和高商业价值的主旋律电影的出现，显然，对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策略的研究，提供了成功的实践性成果的文本研究提示。

1960年代以来，现代电影理论在电影理论界开启了新的理论篇章。电影是一门叙事的艺术，麦茨在其著作《电影：语言系统还是语言》提出了著名的“八大组合段”理论，它们分别是：镜头、平行组合段、括入组合段、叙述性组合段、交替（叙事）组合段、场景、插曲式段落、普通段落。其中，镜头、组合段、段落、场景是四个平行单位。这其中的平行组合段，“是指由交替出现的两个或多个并无严格时间关系的叙事主题构成的组合段。”

笔者认为，平行组合段的电影文本运用，在一些悬疑惊悚类影片中有着较为突出的运用效果，并创造出不俗的商业票房，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为主旋律电影提供一定的可行性创作方案。平行组合段不同于电影分段叙事方式。“分段式电影根据需要从时间、情节、物体、人物等不同的角度，将影片分为若干个部分来叙述，每个部分就是一个段落的影片类型。”不难看出，近几年来的主旋律电影中，运用这种分段式叙事方式进行创作的电影本文，比较常见，如《我和我的祖国》等，都是这种分段叙事模式。分段叙事，从独立故事之间的关联度来看，主要的纽带是主题关联，而故事从外部形态来看，更多的趋向于独立性的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塑造。从电影本文的实际时长来看，每一段独立的故事时长趋向于微电影的时长。就目前已上映的分段叙事的主旋律电影来说，电影的教化功能和商业价值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与平衡，观众对于这种叙事方式已经非常熟悉了。

那么，在经历过分段叙事的主旋律电影创作之后，会不会有新的叙事策略呢？笔者认为，将叙事组合段融入主旋律电影的文本创作中，可能会是一种新的叙事策略。叙事组合段在主旋律电影叙事中，外形与当下的分段叙事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一部电影由几个时长相近的独立故事构成，但是这些独立故事之间，并不以主题关联进行连接。这里可借用比较成功的悬疑惊悚片案例进行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构造，即按照时空顺序的方式，打造一部完整的主旋律故事，然后将主线和主情节进行碎片化切分，围绕各切分好的主线内容，形成一个非时序性叙事构建，最终形成外在形式独立但内在本质、逻辑强关联、人物形象和人物设置紧密关联的电影叙事方式。这种从分段叙事到叙事组合段的过渡，很可能是未来主旋律电影叙事策略的又一大创作契机。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