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感”的审美主张来源于崇高的悲剧审美理念，是一种包含了同情、悲痛、恐惧、震惊等多种情感的高级愉悦体验。近年来，国产战争电影在以特效画面与“爽感”取胜的同时，以更加逼真的视觉效果与全面视角多方位地触发观众的“痛感”，在多种情绪的蓄积中以最为真切与沉痛的审美体会调动观众的生命经验。备受中国观众喜爱的新一代国产主旋律战争大片《长津湖》（陈凯歌、林超贤、徐克，2021）就在对宏大历史与革命议题表现上，在“痛感”审美的表现中呈现出更加多元化与现代化的史实情感逻辑。

一、主旋律题材中“爽感”与“痛感”的结合模式

“主旋律”一词最早出现在1987年，时任广电部电影局局长的滕进贤针对思想解放后的文艺创作问题，正式提出了“主旋律”的引导方向。他指出主旋律电影是指能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题材影片，其内容既要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贴近，又要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人生的影片。可以说，“爽感”与“痛感”并重，观赏性与教育性结合是主旋律题材影片的内在要求。近些年，从《红海行动》（林超贤，2018）、《八佰》（管虎，2020）、《金刚川》（管虎、郭帆、路阳，2020）等电影开始，中国电影中出现了一种既弘扬爱国主义、革命精神等主旋律价值，又获得市场高票房认可的“主旋律战争大片”现象。刷新中国票房记录的《长津湖》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战争呈现为其基本内容，体现出题材与场面宏大、观赏性强、特别具备“爽感”的基本特征。

从基本逻辑上讲，“爽感”主要来源于主旋律影片重要的叙事内容、叙事场景与视觉景观，《长津湖》取材于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美军第10军与志愿军第9兵团3个军在长津湖附近正面较量的重大历史事件。电影反复以多重视角切入这场秘密行进中：朝鲜战场的首次正面呈现是航拍配合CG特效呈现的仁川大全景，摄影机视角边推进边横摇，配合画面整体上的对比度、饱和度，甚至是夜景镜头的噪点和数字摄影机的拖尾调整，以极为自由的移动动作展现了广袤、真实、雄伟庄严的仁川战场；阵地争夺高潮部分，柯大川、杨根思和美军史密斯将军三个不同视角反复切换，配合极佳的画面呈现，在场景之“大”与视角之“广”的结合中，充分赋予了长津湖战役全新的视觉魅力和对现时现场的切身想象。同时，这一广袤无垠、神圣而壮烈的场景也渲染出崇高的史诗感。《长津湖》在情节基本构架上高度忠于历史事件与重要人物的历史事实，在叙事上以长津湖战役客观、理性的历史呈现为其基本目标。在片尾处，近景镜头顶着风雪横摇过一排排被冻成“冰雕”的战士们，时而给到战士遗体们面部表情拍摄坚毅勇敢的特写，继而上升至广袤无垠的长津湖雪原，呈现出一种建立在牺牲的“痛感”基础上、大气磅礴的革命英雄主义美学，揭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和胜利的必然性。宏大壮烈的场面激起悲剧意义上的“怜悯”和“恐惧”情绪，这些情绪既有积极的快感，也有审美体验上的“痛感”的成分，而这部分“痛感”体验又会转化为由艺术引起的积极快感，让观众获得层次更加丰富的精神体验。

可以说，《长津湖》实现了一种在类型化、商业化、大众审美的基础上的全新主旋律战争片叙事模式，它在主旋律题材中将“痛感”与“爽感”两种要素结合，将客观的政治宣传性和国家认同的可能性赋予电影观众对暴力美学的内在需求中，显示了一种卓有成效的、把主流文化与电影工业相结合的叙事方式。

二、“痛感”经验的切身性联系

长津湖实际战役中的重中之重，在于十万大军以无数战士冻死冻伤的代价昼伏夜出秘密快速行军，忍受着酷寒、饥饿和疲劳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昼伏夜行，分割穿插包围美军精锐，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纪录，一举扭转了战场态势。90年代以来，电影作品对长津湖战役进行的描绘已经有过许多：中国大陆的纪录片《冰血长津湖》（颜品、付勇、刘治寰，2011）比较具体地讲述了长津湖战役的过程，结合志愿军老兵的亲身讲述，展现志愿军战士靠着强大的意志力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战胜“武装到牙齿”的美军的过程，中国香港拍摄了《血色军魂——长津湖战役纪实》（凤凰卫视，2010）；连美方也拍摄了《长津湖：火焰洗礼》（克里斯·地佛尔，2014）、《长津湖战役》（布兰·伊戈历索斯，2016）。但《长津湖》首次将这场战役中的悲壮与牺牲体验化，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战场之上，对这场悲壮战役中的深刻悲剧有了设身处地、“切肤之痛”的主体性认识。丰富的视听语言把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知识型经验转化为可视可感、具有伟大行动和深刻激情的视听体验，消除了平凡琐细的知识使我们感到的厌倦无聊。无数志愿军战士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前赴后继地牺牲在阵地上，小战士鲜活的面容在战争中转为灰败，挂念家人的老兵在轰炸中献出生命，生动的音容言谈在严寒中被冻成永恒的冰雕……《长津湖》以崇高的牺牲场景不断唤起观众的痛感，让观众在伤心落泪或颤抖叹息之余，不期然收获了一份真挚的情感与审美体验。

《长津湖》超越了单一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的局限，而在现实中又无法真正超越的两难境地中展示了个体生命在无法选择的命运前所经历的苦恼与矛盾，从而构成了壮烈人生的红色悲剧。《长津湖》借新兵伍万里的视角反复审视战斗与牺牲的意义。

《长津湖》将宏大历史与个人视角相结合，以各色鲜活生动的人物之“真”与“善”赞美了志愿军战士们美好的人性，也让观众贴近了这些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斯文的刘秘书在轰炸中冒着熊熊烈火抢救大比例地图、老兵伍千里与余从戎为战友不顾危险与美军近身肉搏、雷睢生“雷公”的可靠的炮排压制，平河精准的远程狙击，在敌后运筹帷幄的梅生……观众视角跟随着“只为让哥哥看得起”的伍万里，目击众多战友前辈的足迹。《长津湖》中史实感与悲壮雄浑的氛围正是来自生与死的激烈冲突。当观众设身处地地跟随小战士的视角，从祖国壮丽河山看到残酷的朝鲜战场，在生与死、血与火、美与丑中成长为年轻的英雄。《长津湖》让电影的历史意识建立在对个人意识的局限之上，让个人终究要走向终结的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在终极意义完成交汇。无论是伍万里还是一般观众，人类永远处于理想憧憬与现实阻隔、欲望无限与能力有限、生的欢悦与死的绝望之间的矛盾与困惑中。在国家危亡之际奋起抗争、为自身与家人的生存、民族与历史的世代延续，并为之不惜代价顽强奋斗，正是主旋律电影“悲剧性”总的根源。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韩新媒体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