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把文化强国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极大地影响了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方式与发展路径。在全面建立文化自信的道路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我们即将成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当下，在电影文化与电影工业领域奏响主旋律，是建成电影文化强国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电影工业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传统的革命与奋斗精神与对人性人生的讴歌为价值旨归、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始终具有弘扬正面价值观、牢筑全社会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深远历史意义；在数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接下来党中央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一再强调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电影创作者们纷纷相应这一号召，拍摄了多部将主流思想价值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全新主旋律电影，这些影片贴近革命历史或现实社会的种种人事物，在时而庄严肃穆、时而轻松幽默的叙述格调中以全新的面貌奏响了时代的主旋律。

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

在左翼电影时期对中国电影史造成的深远影响下，以革命英雄主义、阶级斗争为单一价值取向的主旋律电影在新中国建国后、“十七年”到“文革”期间，都代表了当时电影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全面改革与对外开放之后，国外引进的爱情片、警匪片、谍战片等商业电影极大地冲击了这些故事类型单一、人物塑造刻板的主旋律电影。在90年代初中国电影全面开始由体制向市场转轨之后，被指认为社会主义中国时期历史遗存的主旋律电影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底景下中一度在商业院线中竞争被淘汰，许多价值取向单一、缺乏趣味性的主旋律电影不仅难以与主打场面特效的好莱坞大制作电影相对抗，在国内也备受观众青睐的武侠电影、轻喜剧、爱情片的挤压，只能靠企事业单位“组织观看”的方式尴尬地提升上座率与票房。

对此，主旋律电影伴随着民族电影在文化开放进程与市场化转轨中艰难的探索历程，开始解放思想，在主题故事类型、人物模式、情绪渲染等方面积极借鉴观众喜闻乐见的多种电影要素，以普通人物为主要电影形象，充实和进一步丰富主旋律电影的价值内核。在糅合了爱情、少数民族生活、历史战争与反侵略等多种要素的主旋律影片《红河谷》中，制作人员不仅将藏族人民反抗殖民者侵略的“主旋律”与英国远征军首领罗克曼与藏族部落公主丹珠的相爱相结合，还在辅助线索中设置了热情淳朴的藏族青年格桑与罗克曼的友情线索，首次正面拍摄了两名性格迥异的英国殖民者与原住民的和谐生活，并将其处理为本性善良但深处历史洪流中身不由己的悲剧性形象。融入多种类型元素的《红河谷》尊重商业电影作为工业产品的创作生产规律，在弘扬主旋律的社会责任中赋予导演和演员充分的创作自由，塑造出丹珠、雪儿、格桑、部落族长等多个有血有肉、立体真实的人物形象，其中率真美丽的丹珠既有身为部族公主的责任感与大局意识，又有着大胆泼辣，惹人喜爱的性格，受到观众的喜爱。影片最后，当观众看到丹珠被英国侵略者劫持，在目睹心爱的男友和父亲自相残杀后含泪着歌引爆成堆的弹药，与敌人同归于尽时都感到了深刻的情感体验。《红河谷》展示藏族同胞抗击侵略者的革命故事，在相对稳定的主旋律叙事外，又有着爱情的局部变奏富有温情与历史现实关怀的主题导向，为中国主旋律电影留下了在坚持主旋律的同时提倡多元价值；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相统一，为一切有利于陶冶情操、寓教于乐的文化创作提供创作空间的重要启示。

发挥人民主体的文化建设性

我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强国的建设和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方面也要注重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电影事实和影片事实中同时坚持价值和文化整体的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发挥人民作为国家社会主人、激发文化生机和活力的不竭动力的重要作用。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一部国庆献礼片毫无疑问处于主旋律电影的序列中，却首次在《建国大业》、《天安门》等聚焦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或描写波澜壮阔的历史战争题材之外开创了以单元剧的形式，以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为题材来展现普通人的高贵之处与平凡生活的闪光点，从而发挥主旋律电影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增进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我和我的祖国》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电影结构，也不关注重大历史题材等宏大叙事，而是由7个有不同时间地域、不同性格、不同阶层的主角，与他们和祖国之间的小故事串联而成：《前夜》讲述天安门电动旗杆设计安装者林治远，与护旗手老方在新中国成立前夜不眠不休保障开国大典国旗顺利升起；《相遇》讲述60年代两位原子弹研发工作人员相爱，但在国家赋予的科研任务面前舍弃了个人情感；《夺冠》讲述1984年上海石库门弄堂的街坊围坐在黑白电视前观看中国女排在奥运会夺冠；《回归》以升旗手朱涛、女港警莲姐、外交官安文彬、修表匠华哥的视角共同见证1997年携手守护香港回归祖国；《北京你好》讲述出租车司机张北京将珍惜的奥运会门票送给一个在地震中失去父亲的汶川男孩；《白昼流星》讲述一对迷茫的流浪儿在退休扶贫办主任老李的善意引导下见证了如草原神话中“白昼流星”般着陆的神舟十一号飞船，重新找到了人生方向；《护航》则以女飞行员吕潇然的视角见证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的荣耀。《我和我的祖国》在电影取材和创作过程中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将镜头对准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强调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弘扬了有利于坚定共同理想、凝聚奋进力量的思想和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也见证着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2020年作为《我和我的祖国》“续作”的《我和我的家乡》再次以主旋律单元剧的形式向国庆献礼。在决战脱贫攻坚、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这部新的主旋律影片立足中国传统乡土情结，将对脱贫攻坚成就的讴歌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和精神相结合，尽管具有对国家政策与脱贫成果进行正面宣传的意识形态内涵，但在形式上却再次以普通人的异乡漂泊、思乡、返乡与家乡建设为题材，在轻松幽默的氛围中制造戏剧性的冲突和笑点，真实折射出时代发展的成果。司机张北京在《北京好人》再次出现，带着来自乡下的表舅去做了甲状腺肿瘤手术；《天上掉下个UFO》中多方势力因贵州黔南的阿福村惊现的神秘UFO而聚集在此，终于发现UFO其实是农民发明家黄大宝研制的飞行器；《最后一课》讲述去一个为贫困落后山区支教奉献终生的老教师在学生的帮助下再次体验了瓢泼大雨中的“最后一课”；《回乡之路》和《神笔马亮》则讲述山村出身的青年人才返乡帮助家乡脱贫致富的事。《我和我的家乡》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与观众的喜好，站在每一个“我”的位置上展示昂扬向上的社会主流，从细节处入手凸显普通人的爱国情怀与光明进步的社会本质，为人民主体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者提供了广阔的展示空间。

社会责任和创作自由相结合

在将主流思想价值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探索道路上营造宽松和谐的创作氛围，在对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的发扬中重新解读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是文化强国语境下我国主旋律电影发展的重要路径与有效经验。只要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和国家政策倡导下拍摄的电影，无论具体表现何种主导文化价值观，只要其中情态表现积极向上，是表现历史与现实的健康的电影创作，就可以认可它是新的中国主旋律电影。以徐克的《智取威虎山》为例，这部电影的基本角色和情节设置以文革期间的同名经典样板戏为剧本基础，融合借鉴了香港武侠电影、好莱坞谍战片的要素，在共产党的剿匪部队和盘踞一方的土匪双方正邪双方对抗的基本构架上进一步激化这一主要矛盾，在对娱乐性与观影快感追求的基础上加入了对主流思想价值和革命思想的弘扬，片头当代青年在KTV中点播杨子荣唱段，以及片尾敌工科战士们“穿越”到现代之家欢聚一堂的场景更使这一传统主旋律经典具有了传承意味与时代价值。影片在革命样板戏的基本叙事元素和叙事模式中进行在创作，在充满叙事张力的情节设计、巍峨壮丽的场景设计、真实生动的计算机特效中，再次使杨子荣这一极具牺牲精神又充满个人性格魅力的卧底与战士形象巍峨耸立在威虎山巅。2015年，《智取威虎山》在8.79亿的商业院线票房收入的基础上，获得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奖励1000万元。这一票房与口碑双赢、主旋律与可看性并重的影片的成功启示了我国主旋律电影创作探索历程中在题材和形式上积极充分发展和创新带来的有益结果，有助于推动主旋律电影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等角度继续进行自由创作的探索。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文化引领风气之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而在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实践中，坚持主题导向和核心要义，融合商业类型电影因素与电影作者的个人风格，是增强电影产业文化创造活力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以中国登山队员不为牺牲冒着极限气候首次登顶珠峰的历史群像《攀登者》、根据四川航空航班机组成功化险为夷的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中国民航机组成员在遭遇极端险情后成功着陆的《中国机长》、讲述消防队员冒着管道爆炸产生的火海和爆炸扑灭火灾的《烈火英雄》等“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影片。这些影片多取材自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在主旋律的号召下融入导演对重大历史现实事件的理解，坚持社会责任和创作自由相结合，成功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当代英雄。坚持立足现实、博采众长，积极创新是主旋律电影创作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不竭动力。在文化强国目标下更新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路径，必须坚持在牢牢把握正确导向的同时激发一切创造活力，顺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广大观众的文化期待，继续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进发。

(作者为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