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儿童电影始终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之中。这些影片虽被生产,却鲜少被真正“看见”;它们虽被拍摄,却时常成为成年人怀旧情绪的注脚。儿童电影如何破不被“看见”之局?如何以儿童视角展开叙事而摆脱成人意志的传声筒之嫌等问题成为儿童片创作者共同探究的命题。类型化固然是一个重要路径,然而其他层面的美学探索更有意义。陈应歧与陈聚之联合执导的儿童电影《长大的儿童》对此做了有益的探索。影片讲述了教育家李吉林的生平,但却专注于关乎“爱”的教育故事,以这样的叙事策略实现了被“看见”。
儿童视角:
一次叙事伦理的转向
《长大的儿童》以李吉林老师1978年执教的首批实验班中的学生金曦的视角展开叙事。这看似是一种技术性的叙事选择,实则蕴含着一场深刻的叙事伦理转向。在传统的教育家传记片中,镜头往往追随主人公的脚步,将观众置于“仰视”的位置去见证伟大人物的成长历程。而《长大的儿童》摒弃了这种成人俯视的传记叙事模式,转而借用儿童的眼光去观察、去感受。如片中多以孩童视角去观察世界:野外飞舞的蒲公英,手电筒模拟日出,课堂上演童话剧等等,这些具象场景的选取本身就是一种叙事伦理转向的宣言:教育的价值不在于教师说了什么,而在于孩子看见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当李吉林的手风琴声在课堂上响起,当孩子们在《小小的船》的乐曲中展开想象,镜头并未对准教师的表情,而是捕捉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光芒——这才是教育真正发生的时刻。
这种视角的选择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美学后果:它让影片天然具有了去戏剧化的倾向。儿童的目光不会刻意寻找冲突与转折,他们只是朴素地观看、感受与记忆。因此,《长大的儿童》主创追求以平淡而细腻的镜头语言刻画教育工作者的初心本色,这在影片中体现为一种克制而温暖的影像语法——不以戏剧冲突推动叙事,而是让细节的累积沉淀出情感的力量。
教育理念的视听语言转化
李吉林的情境教育思想为这部电影提供了独特的美学资源。情境教育的核心在于“择美构境、境美生情、以情启智”,将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紧密结合。她创造了六条创设情境的途径:生活展现情境、音乐渲染情境、图画再现情境、表演体会情境、模拟操作情境、语言描绘情境。这些教育方法本身便具备极强的“电影性”——它们天然要求在特定时空中构建视觉化场景,而这正是视听语言最擅长的表达。比如当影片展现李吉林以手风琴伴奏讲授《小小的船》时,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堂语文课,更是一个被精心构建的“情境”,在精心设计的视听叙事中,这个情境下音乐的旋律、文字的意境与儿童的想象均被建构出来,并被编织成完整的审美体验。镜头无需解释情境教育是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是情境教育的一次生动展演。
将情境作为方法,一直是该片导演陈应歧所秉持的手段,从前作《向日葵中队》到《长大的儿童》,他持续探索着意象化叙事的手法。在《向日葵中队》中,“暴雨中班级集体守护向日葵田”的场景,以“金黄花瓣在雨幕中倔强挺立”的镜头赋予了影片诗意的浪漫主义气质。在《长大的儿童》中,类似的手法表现为“蒲公英飞舞”和“手电筒模拟日出”等意象。这些意象的功能并非单纯情绪渲染,而是将抽象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审美体验,与儿童观众达成了深刻的共情。
“爱的教育”理念的当下价值
在2026年的中国,《长大的儿童》所讲述的爱的教育主题,具有一种值得深思的时代张力。当教育日益被绩效指标和升学率所定义,当“儿童”越来越被简化为“学生”,当“教育”越来越等同于“培养”,李吉林所代表的以儿童为本的教育理念构成了对当下教育现实的一种温和而有力的质询。
影片的价值不在于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让观众重新看见那个被遗忘的命题:教育首先是一种关系,而非一种流程;教师的职责首先在于理解儿童,而非塑造儿童。李吉林在1978年主动要求教一年级,并将“提早起步,提高起点”的信念付诸实践,自编补充教材、创造“口头作文”“情境说话”等教学样式——这些做法的本质不是提高效率,而是尊重儿童。她在学生作文集《小学生观察日记》中展现的,并非教学成果的炫耀,而是儿童目光的珍贵记录。
当《长大的儿童》将镜头对准李吉林所教的首批实验班学生金曦,影片实际上在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六十年后,当“教育”被各种话语反复定义和拆解之后,观众是否还能回忆起教育最初的样貌?一个儿童在教室里第一次感受到世界之美的那一瞬间,或许才是教育真正的起点。
《长大的儿童》作为“童声里的中国”发起创办20周年的献礼之作,也是“爱的系列”儿童电影的第二部作品,其构建的不是一套商业化的儿童电影IP,而是一种以爱与美为核心的新时代儿童电影创作路径。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试图取悦孩子,而是试图陪伴、引导并成就孩子。在一个童年正在加速消逝的时代,这样的电影,或许正是成年人和儿童观众最需要的作品。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