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库房里的声底
2026年是费穆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中国电影资料馆重做《小城之春》的修复,4K修复版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与我国山西平遥放映。也就是在这一轮修复里,一套失散多年的配乐声带,回到了画面中。
事情的起点,是半句丢失的台词。片中章志忱有一句“今儿礼拜天,不上学,换了……”,后半句没有了。修复人员判断是早期声底损坏所致,便调出馆藏的各种版本逐一核对。2025年10月底,一批胶片从中国电影资料馆西安库运抵北京。其中除了影片原有的声底,还有一套独立的声音素材。经考证确认,那是一份完整的配乐声带,长度与影片一致。把它与修复后的画面合成,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小城之春》的完整配乐版。那半句台词也补上了:“换了旗袍啦!”
在电影史研究者眼中,这是足以震动学界的发现。1948年《小城之春》问世,在当时并未收获应有的关注;直到20世纪80年代,影片才被学界重新发掘,迅速在海内外激起回响。在诸多重要影展与电影论著里,它被奉为“中国最伟大的电影”。费穆与《小城之春》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分量,早已不必再论证,而这份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声底重见天日,又一次“刷新”了我们对这部作品乃至对中国电影史的认识。
过去几十年,我们熟悉的《小城之春》,音乐只出现在开头、结尾和少数几个段落里。而这套新见的完整声底告诉我们:除去个别段落,影片绝大多数地方原本是铺满音乐的。我们看了几十年的,其实是一部被抽去了大半声带的电影。
旧拷贝里的寂静
我们看惯的那个版本,多数时间里画面是静的。人物的对白没有激烈的情绪标识,听来素净浅白,话里话外却处处留有余味;音响也收得极简,简到近乎无声。这一点常被拿来做文章,视作留白,视作简约之美:话不必说尽,音不必填满,空处正是情意回旋的地方。
镜头的调度、叙述的视角、人物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都被翻来覆去地研究和讨论;轮到音乐,谈得就少,偶有涉及,也多半顺着画面那份清淡的气质,把稀少的音乐解释成有意为之的虚空。
这套解释不能说没有道理。费穆的电影一向是做减法的。他讲“空气”,讲布景要去掉一切不必要的物件;他要求演员的表情平而又平,全靠内心活动。这样一位导演,影片声音克制,似乎顺理成章。
可是完整声底一出来,这个成见就站不住了。旧拷贝里的安静,大半不是他有意留下的空白,而是档案的缺损。我们在残缺的版本上读出的那一套“留白美学”其实是源自遗失。这也提醒做电影史的人:版本不同,结论便不同,笔下的判断要留一分谨慎。
铺满音乐的小城
铺满音乐的《小城之春》是什么样子?最直接的感受是艺术上更完整了。片中一扇窗推开,一扇门开合,一个人物走到廊下,一段情愫的起伏,在音乐上都有相应的呼应。音乐跟着人的心思走,却不抢戏:不盖住台词,不压过神情,像一阵微风拂过园子,拂过人的衣角和鬓发,舒服,也恰到好处。
作曲是黄贻钧。他看重这部影片对人物心灵与感情世界的刻画,用抒情的主题去铺陈气氛。配器上,他在弦乐之外加入钢琴,音色因此多了一层清亮,落在江南小城朦胧的春意里并不突兀。片中还用了两首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在那遥远的地方》,民族色彩无形中又厚了一层。音乐写的是人物心里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相见时的局促,想开口又咽回去的话,临到分别那一下迟疑。门为什么开,人为什么停步,心为什么乱了一下,音乐都知道。
懂音乐的导演
黄贻钧一生参与音乐工作的电影多达六七十部。1935年为联华公司的《天伦》配乐,那是他与费穆合作的开始;同年灌制唱片的《花好月圆》,是他早年的代表作。抗战胜利后,他组织了上海最专业的电影音乐班子。新中国成立后,他转任交响乐指挥,1956年出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首席指挥;曾参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联合指挥,1972年也执棒过《红旗颂》。这样的大音乐家说过一句话:“费穆是我从事电影和话剧音乐作曲和指挥的引路人。”
费穆与音乐的渊源,远比一般人知道的要深。早在《天伦》里,他就首次尝试以国乐为影片配音。那时候的中国电影,配乐多用西洋音乐,费穆是自觉地往民族形式上走的一位。到了《孔夫子》,他重金延请古乐能手,原创音乐覆盖全片。配乐用国乐,胡琴试过,觉得不合适,最后请黄贻钧改用古乐器七弦琴,由古乐能手演奏。别人八千元拍一部电影,《孔夫子》仅音乐就用去三万元,创下了当时国产片配乐的纪录。片中九条画面与声带交叉叠接,是费穆亲自剪接;钟鼓铙钹、笙管笛箫与剧情配合得严密,余音绕梁。“陈蔡绝粮”一节,孔子弹古琴的一个镜头,拍了整整一个通宵。主题歌《孔圣颂赞》依宋代米芾的文词谱曲,庄重凝练。
通晓音律的导演,懂得用音乐为人物塑造服务。两人先后合作了电影《天伦》《孔夫子》《小城之春》,还有话剧《杨贵妃》。1942年费穆组建上海艺术剧团,黄贻钧任音乐负责人;1943年费穆又组建新艺剧团,话剧《浮生六记》的曲子,也由他谱写。
《小城之春》的配乐方案上,两人还有过一次争论。黄贻钧主张用“固定主题”的写法:特定的人物、情绪、思绪,各配一个对应的音乐动机;当这些人物、情绪、思绪相遇、冲突,音乐随即发生变奏,使观众从听觉到视觉,再到内心的感知,能够交织着融入观影体验。费穆起初并不同意。按一般规矩,录音阶段决定权在导演,导演拥有最终决定权。可是费穆看完试片之后,虚心接受了黄贻钧的方案。这件小事值得记下一笔。从中既能看见黄贻钧作为作曲家的艺术坚持,也看得见费穆的胸襟:他尊重音乐本身,也信任懂音乐的同行。争论不在谁压过谁,而在片子最终该是什么样子。
通宵的录音房
黄贻钧的后人整理发表过一篇《忆费穆先生——一篇未发表的纪念文章》,里面记着他当年为《小城之春》写过完整的配乐总谱。这份记载后来成了考证那套声带的依据之一。文章里也留下了当年工作的一些细节。
那时的流程,是先根据剧本准备音乐素材;看过拷贝之后,再和导演一起定下配乐的段数,写作大约用一周时间;录音时,决定权交在导演手里。录音常常通宵进行,练一遍就要录。好在乐队里都是天分极高的乐手,这样的活计做久了,也就惯了。一周成曲,通宵排练,一遍即录,今天听来近乎笑谈,当年却是常态。顺便提一句,在黄贻钧的电影乐队里,当年负责吹双簧管的小伙子陈传熙后来成为新中国四大指挥家之一。
《小城之春》首映的时候,先放出两本,后面的混录还在赶。录完的声带直接送到电影院,为的是让观众尽快听到配乐。可见当年影院里有专门播放胶片声带的设备。也正因为电影拷贝与音乐胶片在放映阶段是分开的,画面与声音走的是两条各自独立的通道。分开,才有散佚的可能;分开,也才有单独留存的可能。明白这个细节,库房里那套完整声底何以能在半个多世纪后被重新发现,就不难理解了。
重读之后
每一次电影档案史料的新发现,都会刷新我们的认知,把对历史的认识向更接近真相的地方推进一步。这次也不例外。
完整配乐版让我们重新认识费穆。他不只是在叙事和镜头语言上极有创造力的人,他对电影音乐的造诣同样深,对声音的设计同样完整。我们也需要纠正关于中国电影音乐创作史的成见。配乐在早期国产片里所占的位置,比后人推测的要重得多。
但这并不说明从前的研究结论全错了。音乐铺满之后,影片依然是那部“发乎情、止乎礼”的《小城之春》。只是如今我们听得更明白。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事,那些极力压下的情愫,都借由乐音缓缓流露。小城还是那座小城,废园里的墙依旧斑驳。只是这一回,我们终于听见,乐曲如何漫过草木,旋律如何随门扉起落,一颗心又如何在安宁之下,漾开层层隐秘的波澜。
(作者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