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 姬政鹏) 11月13日,“北电大讲堂·文学与电影第二季”第四期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本期主题为“没说出的话——文学与影像中的未言之域”,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毕飞宇,编剧、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梅峰围绕小说写作、剧本创作、文学改编、影像叙事等话题展开深入对谈,在文字与影像的交汇处,探讨两种艺术媒介如何面对人物、现实与内心世界。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童雷出席活动并致辞,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师于帆主持对谈。活动吸引了600余名师生及关心电影文学创作的社会观众报名参与。
对谈伊始,“未言之域”首先落在文学与电影共同面对的“说不出来”之上。谈及创作的底层逻辑,毕飞宇认为,无论是好的小说还是好的电影,最终都应当让创作者和观众在作品中产生“这就是我”的认知与情感共鸣。梅峰则从接受者的角度谈到,真正重要的是作品能否对自己产生作用,让观众与作品在某一个瞬间发生真实的联系。
从小说写作谈到电影剧作,两位嘉宾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创作过程中“人物”的重要性。毕飞宇谈到自己长期不写大纲,并非没有对作品整体结构的把握,而是不希望过早把人物和故事固定下来,希望在具体写作中保留发现的空间。梅峰也表示,在剧本创作中,与其过早停留在大纲阶段,不如先找到真正想写的故事和人物,在写作过程中跟着人物往前走,为人物创造更多可能性。对于电影创作而言,这种“跟着人物走”的方式,也意味着创作者必须在素材与结构之间不断寻找最合适的表达路径。
在两人的交流中,文学与电影之间既相通又不可互相替代的媒介特性也成为重要议题。毕飞宇以《青衣》为例谈到,文学能够通过叙事和描写直接进入人物内心,一些文字所包含的信息很难通过传统电影语言完整呈现。梅峰则认为,电影剧本中的对白同样极难处理,因为人物在生活中往往不会直接说出内心真实想法,剧作者需要通过潜台词、动作和外部状态,让没有说出口的心理活动被观众感知。文学可以直接写出人物此刻的心理,而电影则必须寻找另一种方式将其转化为可见、可感的影像。
两位嘉宾还结合具体创作案例,深入讨论文学作品向电影转换时的“得”与“失”。谈到电影《推拿》时,毕飞宇特别提及导演娄烨在拍摄过程中对光线的处理。当发现灯光导致盲人演员被地面电线绊倒后,导演并没有简单处理电线,而是反过来思考盲人生活空间中是否真的需要这样的灯光,并最终选择让画面保持昏暗,以符合人物真实的生活感受。在毕飞宇看来,这种看似“不漂亮”的画面恰恰体现了导演对真实的坚持,也体现了电影美学观念的变化。
梅峰进一步谈到,文学改编并不是简单地把文字变成画面,而是寻找素材中真正具有电影性的部分。他以《推拿》的改编为例,认为电影创作者需要从复杂的文学文本中找到人物路径和具有影像力量的瞬间,使文学精神最终转化为电影精神。此前,他曾参与《浮城迷事》等作品的创作,也曾从网络素材中发现人物和故事的可能性。在他看来,素材本身只是创作的基本材料,更重要的是创作者能否从中发现人物的困境、情感和戏剧性,并通过电影语言重新组织。
现实生活同样是此次对谈的重要关键词。谈到《推拿》等作品时,毕飞宇表示,真正的生活经验并不一定来自刻意的采访和采风,而是来自人与生活之间建立起来的真实关系。他在接触推拿师的过程中,与他们形成了日常生活的联系,这种具体而持续的经验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基础。梅峰则强调,创作者面对现实生活时,需要形成自己的观察和判断,让现实素材经过创作者的感受和选择,最终形成具有个人气质的作品。
对谈还涉及当代城市经验、长叙事与碎片化传播、文学作品海外传播以及青年创作者如何寻找自身表达等话题。面对手机媒介带来的生活碎片化,两位嘉宾仍强调长叙事和深度观看的价值。梅峰表示,自己仍保持观看电影,尤其是观看经典作品和电影节影片的习惯;毕飞宇也认为,创作者首先需要保持对生活和艺术的感受力。对于文学与电影的跨媒介传播,毕飞宇则强调,作家的创作首先应忠于自身,而不应因为期待未来被改编成电影而改变文学写作的基本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