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数字技术以不可逆转之势重塑人类的感知方式与文化经验时,电影这门“古老”的艺术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本体论考验:胶片时代确立的影像与现实之间的索引关系被彻底改写,银幕的边界被界面、终端与算法层层穿透,“电影是什么”这一经典追问再度成为悬而未决的时代之问。《数字时代的电影美学》一书,正是对这一命题所作出的系统性回答。
该书由张书端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全书共分四章,分别以沉浸美学、交互美学、融合美学与智能美学为主题,辅以中外影片的大量个案,将理论建构与创作实际紧密勾连。作者以媒介环境学为方法,并辅以文本分析与跨学科研究,将电影美学的嬗变置于技术、媒介与文化的交互结构中加以考察,使全书兼具历史纵深与理论锐度。
沉浸美学的范式更新
纵观世界电影理论史,人们对电影的理解大体沿“画框论”“窗户论”“镜像论”的轨迹前行:无论把银幕视为造型的画框、现实的窗户,还是自我认同的镜子,观影都被理解为一种以视觉为中心的行为。该书敏锐地指出,这种“视觉中心主义”范式与胶片时代的技术局限密切相关,而数字技术彻底打破了这一格局——快速迭代的数字影像不再满足于视觉刺激,而是以全面包围的方式冲击人类各感知器官,把观众卷入一种深度沉浸的“临在”体验。无论是数字特效造就的高概念大片,还是3D电影、高帧率电影与VR影像,都一步步拉近乃至突破观众与影像世界之间的距离;不断发展的数字声音技术也以空间感的营造与沉浸感的提升,将观影体验推向多维感官共振。在这一审美经验中,“身体”成为首要的感知反应场,“具身化主体”取代了凝神静观的旁观者。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未一味拥抱技术乐观主义,而是对沉浸美学保持清醒的省思:数字拟像的狂欢可能造成现实感的流失,沉浸状态下主体性的消解与重构也值得警惕。这种“建构与反思并重”的写作姿态,为全书奠定了方法论自觉的基调。
交互美学的类型学建构
如果说沉浸美学回答了“数字电影如何被感知”,交互美学则回答了“观众如何参与电影”。该书以“由银幕到界面”概括这一美学转向,并通过对三类典型形态的剖析建立交互美学的类型学框架:谜题电影通过复杂的叙事迷宫召唤观众以意向性方式深度参与剧情,它既是数字文化语境的产物,也构成对这一语境的深刻隐喻;桌面电影将电脑桌面嵌入大银幕,使观众获得操作数字界面的审美体验,折射出数字时代观影与人机交互经验的深度同构;交互电影则更进一步,允许观众自主决定剧情走向甚至选择观看视角,其勃兴使观众与故事之间建立起以往胶片电影难以想象的互动关系。作者用“数据库美学”的概念来描述数字时代电影以模块化、可组合的方式组织故事与影像的内在逻辑,也即电影叙事不再依赖单一的线性因果,而可在既定的素材库中展开多种组合可能。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交互体验中“间离与沉浸”的审美悖论,以及“赛博空间中的自由幻象”,强调所谓交互自由,仍可能受制于技术界面与商业逻辑的隐性框定。这种既肯定又追问的分析,使交互美学避免了沦为对技术炫示的辩护,而被提升为数字时代电影艺术的内在特质与人机关系症候的表征。
融合美学与电影本体论的重释
电影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集中表现为“本质规定性”的消解。该书从桑塔格“电影之死”的著名论断谈起,指出桑塔格所哀悼的其实是“迷影”精神与电影中心地位的终结。在数字媒介环境中,电影确实“王权旁落”,成为庞大的视听文化家族中的一员。近年来,无论全球还是国内,电影票房量比之数字游戏产值,落差都在五倍以上,比之新兴的微短剧产业,差距也在快速扩大,这些都直观呈现了电影在数字娱乐格局中的位置变化。面对这一变局,作者以“融合”作为电影重生的路径:在内部,各电影类型之间日益互渗杂糅,从类型边界的松动到“系列片”的类型融合,电影不断重组自身的叙事语法;在外部,电影不断与数字游戏、动漫、网络视频深度融合,游戏化电影的审美特征及其反思、动漫化电影的边界互渗与本体融合、网络视频的“业余美学”对电影“作者性”的延续与“商业美学”的进阶,都得到了细致梳理。书中对这些议题的讨论,把融合理解为一种生成性的美学实践,而非边界模糊的权宜之计。这种从“本体固守”转向“关系生成”的理论立场,为数字时代电影美学打开了更具包容性的问题域。
智能美学的时代追问
如果说前三章处理的是数字技术对电影形式与接受方式的改造,那么智能美学一章则将追问推进到创作主体本身。从ChatGPT到Sora,乃至DeepSeek等大模型的问世,人工智能在推理、生成与跨模态创作上的能力不断跃升,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内容生产,电影生产的各个环节开始由以人类为中心转向人机协作——从创意策划、剧本生成到分镜设计、视效制作,智能工具的身影日益频繁。作者借鉴马诺维奇“智能美学”的论述,区分了人工智能在内容选择、内容定位、创作助手与自主创作等层面的参与方式,并进而追问:当算法深度介入电影生产,“灵韵”将如何进一步消解?人类主体性是否正在被挤压?作者给出的判断是审慎而辩证的:人工智能主体的“未完成性”使其难以真正取代人类,电影生产将走向“人机合一”的主体性结构;但算法主导也可能导致美学多样性的萎缩。基于历史数据的偏好推荐,可能使影像风格与叙事套路趋于同质,挤压小众化、实验性美学的生存空间。为此,作者从电影生产的各个维度探寻人工智能与人类原创力之间的平衡与融汇之道,体现出面向未来的建设性态度。这一章使全书的思考从“电影美学”延伸至“数字时代人的处境”,显示出超越技术讨论的人文关怀。
纵观全书,沉浸、交互、融合、智能四大美学并非彼此独立的标签,而是互为依托、层层递进的整体,它们都深植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深层逻辑之中,共同描画出数字时代电影美学的完整图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结语的落点:作者没有停留在“数字技术杀死电影”的悲观叙事,而是指出数字技术赋予电影更为多元的存在方式与更为丰富的美学内涵,并主张以开放的视野重建电影美学。书中还发掘出数字电影的具身化、交互性特质与中国古典美学“身心合一”“可游可居”理念的内在呼应,为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富于启发的路径。当然,作为一部开创性的理论著作,本书对产业机制的剖析、跨国经验的比较以及更多创作个案的检验仍有深化空间,但这些并不影响本书的价值。在中国电影美学寻求自主话语体系的今天,《数字时代的电影美学》以严谨的学理、清晰的框架和直面时代问题的勇气,为数字时代的电影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绕过的知识坐标。对于电影研究者而言,它是观察数字美学转型的路线图,对于创作者而言,它则是理解新技术语境的参照系。
(作者系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