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灾难影像指由东亚创作主体主导，以全球性自然灾害、人为危机、生态灾变及公共安全风险为主要叙事对象的影像类型。该类作品以地震、洪水、污染扩散、疫病蔓延、未知风险等灾难场景为叙事基底，经由跌宕的情节推进、强烈的视听修辞与细腻的人性刻画，呈现危境之中人类的生存抉择、伦理持守与情感张力。本文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视域，以东亚灾难影像的共情叙事为切入点，系统考察其叙事范式与美学表征，进而探析共情机制所内蕴的共同体想象与认同建构路径，试图揭示灾难影像如何跨越区域文化界限、激活集体生存智慧，并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影像生成。

东亚灾难影像的共情叙事

与美学表达

东亚灾难影像正经历从单一民族国家叙事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的伦理转向。无论是日本“3·11”地震题材中“幸存者内疚”的心理书写，还是韩国灾难片中病毒隐喻所揭示的“他者”困境，抑或中国抗战题材纪录片以“遗孤”视角揭露战争对普通人的无差别伤害，这些影像文本不再满足于激发单一民族的情感认同，而是试图在更广阔的人类苦难坐标系中寻找共情的支点。这种叙事伦理的转向，为东亚灾难影像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以平民叙事折射人类苦难图景。回望近几年东亚灾难影像的创作实践，许多影片将镜头对准灾难浪潮中的普通众生，以微观个体命运映照宏观人类苦难。其一，在人物塑造上，影像创作始终聚焦灾难中的普通人，记录受灾群众、基层救援者、普通民众的真实经历，不刻意渲染惨烈场景，不刻意塑造英雄符号，而是捕捉灾难之下个体的无助、坚守与自愈，让苦难表达更真实、更接地气。其二，在叙事方式上，坚持以小见大的叙事逻辑，通过个体的悲欢离合、家庭的聚散离合、日常秩序的破碎与重建，折射灾难对人类生存、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深刻冲击，让抽象的灾难创伤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具象画面。其三，在视听呈现上，坚守真实质朴的叙事底色，摒弃戏剧化加工与刻意煽情，原汁原味呈现灾难现场的生存细节与普通人的生命状态，展现人类面对天灾人祸的共同困境，进而打破地域与文化壁垒，让不同圈层的受众都能读懂苦难、敬畏生命，构建起跨越族群的人类共同记忆。

以多元视角呈现东亚互助底色。山水相连、文脉相通的东亚地域特质，孕育了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精神。东亚灾难影像突破单一叙事视角的局限，以立体化、多元化的叙事维度，深度诠释东亚文明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精神底色。其一，兼顾个体与集体双重视角，既聚焦单个个体的自救自愈，也记录邻里互助、全民驰援、区域联动的集体行动，展现灾难面前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整体风貌，让个体微光与集体力量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其二，以纪实性的影像语言真实记录各国、各地区在灾难救援、物资支援、情报共享、灾后重建等方面的互助实践，打破地域隔阂与认知壁垒，展现不同国家之间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此类书写既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忠实映照，亦是对共同体理念的影像确证。如管虎、费振翔执导的《东极岛》取材“里斯本丸事件”真实史实，以东极岛普通渔民为叙事主体，刻画了海难发生后，中国人冲破日军封锁，奋不顾身营救外籍受难者的行动，彰显了中国人血脉深处的善良品格与道义担当，以跨越国界与种族的人道主义光芒，为东亚灾难影像的互助叙事提供了深沉而动人的注脚。

以克制表达传递人文悲悯情怀。不同于部分西方灾难影像热衷渲染极致冲突、放大悲情撕裂的创作逻辑，东亚灾难电影始终秉持着东方审美独有的温润与克制，不刻意贩卖苦难、不刻意制造情绪张力，以沉静内敛的镜头表达承载思考，于朴素叙事中彰显深沉的人文悲悯，展现东方影像独有的审美格局与价值追求。其一，坚持适度留白的叙事原则，影像创作不堆砌惨烈画面、不放大悲情情绪，理性取舍灾难创伤画面，以克制的镜头语言留存情感空间，让受众在沉静的画面中自主感知苦难、敬畏生命，避免过度煽情带来的审美疲劳与情感透支。其二，秉持悲而不伤的叙事基调，在真实呈现灾难创伤的同时，重点捕捉废墟中的希望、困境中的坚守、绝望中的善意，在苦难叙事中注入温暖力量，展现人类直面灾难的坚韧生命力，实现悲情表达与希望传递的平衡统一。其三，坚守“以人为本”的人文内核，东亚灾难影像所有的镜头表达、叙事节奏、画面取舍都以尊重生命、抚慰人心为核心，摒弃功利化传播思维，拒绝消费苦难、博眼球式创作。

东亚灾难影像的共同体想象

与认同建构

东亚灾难影像的共同体想象与认同建构，并非对既有家国叙事范式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对“我们是谁”这一根本命题的叩问。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这类影像透过灾难的极端境遇，重新校准了自我与他者、局部与整体、民族与人类之间的坐标关系，使认同的建构从排他性的情感闭环，走向开放性的命运共契，从而在银幕之内完成了一场关于人类整体性生存经验的影像书写。

叙事主体从“英雄集体”到“责任人类”。传统东亚灾难影像的家国叙事，始终以边界明确的民族英雄集体为叙事主体，依托国家军队、本土救援队伍等主体凝聚民族共情与家国认同。如此虽能够强化民族的内部向心力，但自带排他性叙事逻辑，将“他者”置于叙事边缘，难以打破国别壁垒，无法支撑区域跨民族、跨地域的共同体认同建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当代东亚新主流灾难影像应践行共同体美学“共在共担”原则，通过去中心化叙事革新，实现叙事主体从“英雄集体”到“责任人类”的核心转向。日本电影《生存家族》以全球停电为背景，聚焦铃木一家在灾难中的求生历程，叙事重心从宏观国家救援转向普通家庭成员的互助与成长，以“去英雄化”的日常叙事呈现人类在极端境遇中的普遍生存智慧。韩国电影《流感》则通过病毒蔓延下不同阶层、国籍人物的命运交织，将叙事视野从民族国家扩展至跨区域的人类共同体，最终依靠医者仁心与跨群体协作化解危机。两部作品均以“责任人类”替代“英雄集体”，在共担苦难中重构共同体认同。

空间意象从“民族疆域”到“共同家园”。这种转向标志着东亚灾难影像空间美学从封闭性地理边界迈向开放性人类栖居地的深层变革。空间不仅是叙事容器，更是价值观念的感性载体。传统东亚灾难题材影片的家国叙事体系，往往将家园概念绑定在具体的民族地域范畴内，以故土、国土、国家主权边界为空间符号，借专属的空间意象完成国民身份与民族归属感的塑造。此类空间设置固然能够激发内部认同，却也无形中构筑了情感准入的边界，将异域他者排斥在共情场域之外。以《流浪地球》系列为标杆的中国影视创作，以“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核心设定，通过全方位的空间叙事革新，让崇高的审美想象突破单一民族疆域的局限，转向人类共有家园的价值表达，完成了东亚灾难电影空间美学的范式革新。遍布全球的行星推进装置、汇聚多元族群与文化的地下城市、以传承人类文明为核心使命的太空空间站，均为打破地域中心主义的空间建构。它们不再指涉任何特定国家的领土符号，而是以地球整体为空间参照，将物理空间重塑为命运与共的“文明方舟”，让视觉景观直接承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精神内核。

价值基础从“特殊使命”到“共同责任”。传统东亚灾难影像以民族大义与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依托“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叙事塑造崇高感，往往通过设定外来威胁或异质他者来凝聚内部认同，灾难因而被书写为民族精神的试金石与集体记忆的锻造场，其崇高感建立在群体边界的清晰划分之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则将价值基础转向超越民族、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普遍人道主义与共同责任伦理。基于此，当代东亚灾难影像应跳出民族本位的价值桎梏，以普遍人道主义与共担责任为核心，追寻人类价值最大公约数，契合共同体美学的共在伦理。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性、全球性灾难，让所有东亚国家与人类个体面临共同的生存风险。气候异常、疫病蔓延、核安全威胁等议题早已突破主权边界，这种共通的脆弱性，催生了超越国界的集体责任伦理。这一价值转向并非对民族立场的消解，而是在更高维度上重新安置民族经验，使本土灾难记忆汇入人类共同的生存智慧，让东亚影像在全球灾难话语中获得可共情的伦理坐标，进而以共担责任的价值共识，重塑灾难影像的话语形态与伦理潜能。如《流浪地球2》中“危难当前，唯有责任”的宣言，剥离了国家本位的特殊诉求，将抵御灾难、守护文明定义为全人类的义务，构建起普适性的灾难伦理共识。

东亚灾难影像的精神联结

与时代价值

东亚灾难影像的认同建构并非单向度的民族认同强化，而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生成一种认同的“间性”。此类影像通过对侵略者后代、异国视角、他者苦难的多声部呈现，既坚守中国本位立场，又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叙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东亚灾难影像的价值不仅在于“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在于通过影像的共情力量，让不同国家、不同历史记忆的观众在“共同的苦难”与“共同的使命”中达成理解，使历史真正成为照亮人类共同命运的火炬。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亚灾难电影，依托独特的共情叙事与东方美学表达，真实描摹了人类共同的灾难困境与生命韧性，完成了跨地域、跨民族的精神联结、情感传递与共情凝聚。在影像修辞层面，此类作品以含蓄隽永的东方意象、悲悯克制的视觉语调与天人相生的哲学底色，赋予灾难叙事以独特的审美气质，使共情不仅诉诸感官冲击，更浸润于文化深层的情感共鸣。与此同时，当代东亚灾难影像跳出单一民族叙事框架，重构共担、共生、共在的影像叙事体系，实现了叙事主体从国族英雄到责任人类、空间意象从本土地标到流动废墟、价值伦理从排他性守护到共通性关怀的多维转型。面向未来，东亚灾难片应持续深耕人文内核与共同体理念，深入挖掘灾难叙事背后共通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共鸣，在坚守东方美学底蕴的基础上主动融入全球影像话语体系，以影像力量消解地域隔阂，为凝聚人类命运共识、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提供更为深远的文艺支撑与精神资源。

（王钦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林乐青系日本九州共立大学副教授）本文系延安大学2025年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从山田洋次的电影看1960～1990年代的日本社会——以‘寅次郎’系列电影为例”（YDSKBK2025-03）研究成果；延安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类2026年国家级培育项目“中日灾难影视比较与国家风险沟通能力提升研究”（YDSKGH14）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