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谍战片，没有枪战、没有反转，最大的惊险是“什么都不能发生”。将于8月28日上映的电影《密档》就这样把一段鲜为人知的党史往事，送上了大银幕。

影片取材于真实的中央文库守护史。1931年至1949年，十多位共产党人历经周折、几代接力，守护两万余份党的核心机密，其中三位共产党人为此牺牲。这批档案记录着党的二大到六大期间的会议决策、行动部署和人事任命。若没有它们，党史文献将从七大才开始接续。

2018年底，上影决定将这段历史搬上大银幕。此后数年，两轮剧本被推翻，“一个字都没剩”，创作一度停滞。转机来自一句话。“他们最大的成功，就是没被发现。”上影集团董事长、电影《密档》出品人王隽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正是这句话让创作团队重新定位了这部电影——共产党员也是人，不是神，档案保管员的信念、压力、纠结与职业操守，才是电影真正要表现的。影片最终把十八年浓缩进1942年的三个月，放进上海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五户人家中。

王隽至今记得电影开拍前，主创团队走进中央档案馆的那一刻，辗转保存下来的两万余份机要文件静静躺在樟木箱里，没有一件受潮、发霉、虫蛀。而当看到年轻时的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的总注中写下的“备交将来，我们天下”八个字时，王隽表示“一下子，心里被击中”。她说，那是一种在至暗时刻仍相信未来的精神力量。

从2018年筹备，到2026年面世，电影《密档》历时八年的创作，正是把这种力量化为影像的过程。王隽说，上影要拍的是一部“留得下来”的电影，她希望观众走出影院时能带走一句话：因为相信，所以坚守。

从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开始

《中国电影报》：《密档》的故事来自真实的中央文库守护史。上影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决定把这个故事搬上大银幕的？

王隽：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座城市海纳百川的底蕴、开放的气质、红色的底色，是它的肌理、根脉和土壤。上影成立的77年来，红色题材一直是上影的传统——从《南征北战》《红色娘子军》，到《开天辟地》《望道》。我们的创作，一是彰显红色底色，二是体现时代特色，三是打造海派亮点。

从选题本身讲，我们没有刻意一定要选中央文库这段历史。在这片土壤上，还有很多动人的红色故事没被挖掘，这样的题材、故事和人物，是我们一直在聚焦、寻找和探索的。中央文库的史实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解密的，创作者有了素材，才能进行创作。2018年底，编剧贺子壮和一些常年从事文艺创作的老同志都关注到这个选题，大家觉得可以做。到今年，这个项目已经做了整整八年。

《中国电影报》：八年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隽：困难之一是故事的神秘感在被削弱。我们电影起步很早，但还在创作的过程中，纪录片、沪剧、评弹等不同艺术样式都先一步呈现了这段历史。故事本身依然有价值，可如果电影只是把它复述一遍，没有新鲜感。最初我们的创作是沿着1931年至1949年的线性时间展开，把十几位守护人的经历分成几段接力。前两轮剧本，后来被彻底推翻，一个字都没剩。并不是说那两稿剧本不好，第一稿剧本很扎实，但中规中矩，我们反复问自己：拍这部电影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没有惊喜、没有新的艺术表达，只是完成一个任务，那还不够。

“最大的成功，是没有被发现”

《中国电影报》：创作的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王隽：我们希望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一开始，想把故事做得惊心动魄，要惊险、要反转、要谍战、要武打。后来，我们做了大量采访，和相关单位的同志一起聊，他们很淡定地说：“我们最大的成功，就是没被发现。”这句话对我们刺激很大。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个故事真正动人的地方，恰恰是守护者看似与普通人无异，心里却始终压着一份巨大的秘密。于是，我们把方向调整为“日常状态下的非日常”：他们有烟火气，有夫妻关系，有人的矛盾和纠结。他们打开门是一个状态，关上门又是另一个状态。

《中国电影报》：影片为何最终把十八年的历史浓缩到1942年的三个月？

王隽：为什么是1942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那是上海的至暗时刻。这个时间点，最能集中呈现十八年守护历程中的危险与压力。我们把很多保管员的精神和经历，浓缩到一对夫妻身上，再把他们放进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五户人家中，就这样构建起了这个故事。那一栋房子，就是当时上海社会的一个缩影。

《中国电影报》：影片最初叫《一号机密》，为何后来定名为《密档》？

王隽：毛主席收到这两万多份档案后有一段批示，本来写的是表彰“同志”，后来圈掉了，改成了“人员”。有案可查的保管员大概就十来个，还有很多老百姓在守护这批档案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帮了忙，比如，有时碰到火灾，有时寄存到亲戚家，亲戚并不知道自己守的是什么，只是在守护。这些档案，是党和人民一起把它留到了现在。我们想来想去，认为片名还是《密档》最合适——它是绝密档案，这部影片的主角，其实就是档案。

《中国电影报》：拍这样一部“不太商业”的谍战片，决策层有没有过激烈的争论？

王隽：完全没有。大家在这个方向上高度一致，我们的信念也比较明确：我们要拍一部留得下来、不太一样、具有时代性的影片。上影的前辈们拍过许多红色题材和谍战类型作品，到了今天，我们必须思考，当下的电影与过去有什么不同？我们不变的是价值观，是对信念与坚守的理解。变化的是艺术表达方式，以及今天观众与电影之间的互动。我们希望今天的影片更具创新性，拥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备交将来，我们天下”

《中国电影报》：您提到影片拍摄前，剧组专门去了中央档案馆。在那里，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感到震撼？

王隽：进入档案库，工作人员打开铁皮档案柜，里面套着一个樟木箱，打开樟木箱，齐齐整整摞着档案，当年交上去的两万多份机要文件，没有一件是潮的、霉的、蛀的。看到那些信纸、宣纸，看到某年某月的会议记录，会突然有种穿越的感觉，好像隔着近百年，与先辈们迎面相遇。

2023年，时任中央档案馆副馆长王绍忠同志（现任馆长）和研究室、馆藏室的同志给我们做了大量介绍，由此知道了这两万多份机要文件的历史价值——从二大到六大，如果这批档案没保存下来，我们党的文献就是从七大开始的。它记录了中央有关会议、决策、部署、人事任命等绝大部分核心原始档案，是机要文件，非常珍贵。

《中国电影报》：今年恰逢中央秘书处成立100周年，剧组也去了上海江宁路的旧址？

王隽：对。中央秘书处1926年成立，就在上海江宁路，有阅档、交通、财务三个功能。在那里，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周恩来同志曾请瞿秋白起草一套《文件处置办法》，为庞杂的档案建立分类、阅读和保存的方法。那份《办法》的最后一页写着“备交将来，我们天下”。那时是至暗时刻，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可能马上就会牺牲，一个人得有怎样的信心和信念，才能写下这样的文字？由此，想到我们，拍一部电影，我们自己得先相信，才能用真诚的电影语言打动观众。

让红色血脉一直传承下去

《中国电影报》：从《1921》《望道》到《密档》，还有接下来陈思诚导演的《千里·江山图》，上影是否在构建一条上海红色叙事的电影矩阵？

王隽：我们不是刻意要构建什么矩阵。上影的创作，彰显红色底色、凸显时代亮色，同时体现江南文化和海派特色。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都是上影聚焦的重点，创作路径是一脉相承的。我相信这条红色的血脉会一直流传下去。这片土地上，还有很多动人的红色故事没有被挖掘，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让更多人知道，历史上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低调地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做的事情却极其伟大。

《中国电影报》：除了红色题材，《菜肉馄饨》《浪浪山小妖怪》这些近年上影推出的作品中，都透着一种“新”。

王隽：现实主义是上海电影的重要传统，我们希望写老百姓的故事。近年，上影出品的《菜肉馄饨》写的是当下老百姓的故事，《密档》写的是1942年普通人的故事，《浪浪山小妖怪》折射了今天的青年打工族。它们能引发共鸣，是因为足够真实。文艺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不是高高在上的概念，而是生活细节。创作者总是希望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守正创新”是上影一路走来的传承。

《中国电影报》：最后一个问题，您期待观众看完《密档》，带走的最核心的一句话是什么？

王隽：我不希望替观众规定一个答案，每个观众都会有自己的心得。如果一定要说，我希望是“因为相信，所以坚守”。那些守护者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相信革命会胜利，这种信念化成了精神力量。拍电影也是这样，我们主创首先相信，再把这种相信放进每一格画面、每一句台词，最后透过银幕传递到观众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