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五一档,一部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全员素人、全程潮汕方言的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首日排片1.6%的冷门开局,至6月27日,累计票房突破19亿,豆瓣评分攀升至9.3分,跻身近十年国产电影口碑前列。
在经济增长放缓、青年就业焦虑蔓延、市场信任普遍衰减的结构性背景下,这部缺乏明星、特效与强情节的“三无影片”,究竟向观众提供了何种不可替代的价值?
本文认为,该片的票房奇迹,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确定性”的集体消费。它将“真情”对抗“原子化”,以“坚守”对抗“不确定性”,以“善意的谎言”对抗“真相的焦虑”,精准回应了现代人在“风险社会”中的深层不安。
一、风险社会的心理投射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现代社会已从“财富分配”转向“风险分配”,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取代了自然的不确定性,成为现代人焦虑的根源。2026年的中国社会,多重不确定性叠加:1270万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压力,传统岗位收缩,“慢就业”成为常态;《青年情绪白皮书》显示,超六成青年处于高压状态,抑郁风险比例居高不下。当结构性危机无法通过个体努力化解,当“越努力越幸运”的线性叙事逐渐失效,一种弥散的合法性危机开始在文化心理层面蔓延——人们对“确定性”的需求不再是消费偏好,而成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寻求。
电影市场的“冷”与《给阿嬷的情书》的“热”形成鲜明对照。春节档票房近乎腰斩,观众对“大IP+流量+特效”的工业化配方彻底审美疲劳。专业影评人批评该片“剧情拖沓”,但普通观众以不断走高的票房回应,完成了一次对主流评价体系的集体“出走”。这一现象不仅是电影产业,更是对整个不确定时代的情感宣泄——当现实无法许诺确定的未来,人们便转向艺术中的确定性寻求替代性满足。
二、作为“确定性避难所”的电影
随着社会不确定性的加剧,电影不再以启蒙或教化为首要使命,而是日益成为一个可以暂时安放焦虑、确认价值存在的“确定性避难所”。
《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情往事:84岁潮汕阿嬷耗尽半生等待南洋丈夫来信;孙子赴泰探寻,却发现与阿嬷通信半生的并非阿公本人,而是一位陌生女性——后者以18年的善意谎言,守护了一位女性终生的等待。影片的叙事时间指向过去,一个“慢”的、承诺被视为神圣的旧时代。这种怀旧不是逃避,而是对现代社会关系原子化、速食化的有力回应。
从相对剥夺理论看,观众在现实中体验着人际关系的脆弱与高度不确定,却在银幕上看到一份绝对确定、跨越生死的情感契约。阿嬷得知真相后,没有歇斯底里,只平静地说“我去看看橄榄菜凉了没”——这种克制反而成为情感的暴风眼。影院中的抽泣声,正是观众在“确定性景观”面前释放自身焦虑的症状性表达。而素人演员的本色出演,皱纹与手颤皆非表演,在一个充斥着AI换脸、虚拟合成的时代,“真实”本身就是最稀缺的确定性。
观影行为在此具有近乎仪式性的功能。在一个不确定性溢出的时代,前往影院观看《给阿嬷的情书》,与亲人共同流泪,散场后沉默走在街头——这一系列行为本身即在确认某种秩序:确认家庭纽带的温度,确认“重情重义”的价值依然值得坚守,确认在一切可量化的世界里仍有不可量化的存在。
三、“亚稳态社会”中的符号重建
当下社会可称为“亚稳态”(Metastability)——表面看似平衡,实则极其脆弱,任何微小扰动都可能引发系统性震荡。在此社会结构中,人们既渴望“确定性”又深知其难以实现,从而陷入一种矛盾性焦虑:既无法信任现有秩序,又无法承受彻底的失序。
《给阿嬷的情书》以一种巧妙的叙事策略回应了这一矛盾。电影以“善意的谎言”为核心叙事,构成了一个深刻的隐喻:真相并非总是令人安心,谎言也并非不道德。在后真相时代,当人们无法依赖单一版本的“真实”时,电影提供了替代性信任锚点——情感本身的真诚性,比事实准确性更为重要。
有评价称“这哪是情书,分明是用谎言织成的温暖囚笼”。该比喻揭示了电影的社会功能: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甚至愿意接受一个“善意的囚笼”——由承诺、善意与情感编织而成的确定性框架。这不是对理性的拒绝,而是对情感确定性的深沉渴求。影片之所以能获得观众青睐,正因为它在亚稳态社会中,为人们提供了一处可以暂时放下重负的情感绿洲。
结语
《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奇迹,是一种时代症候的表征。当社会“不确定性”累积至一定浓度,当个体的安全感在现实世界中持续受到侵蚀,人们对“确定性”的心理需求便成为文化消费市场最强大的驱动力。
该片通过三个层次完成了对“确定性”的编码:在叙事层面,以跨越半个世纪的承诺与坚守,对抗现代社会关系的原子化与短期化;在美学层面,以素人演员的“本真”表演和“慢”的日常叙事,对抗特效时代与算法时代的疏离感与碎片化;在功能层面,以“情感庇护所”的角色为观众提供短暂的焦虑安放之处,对抗外部世界持续输出的不确定性噪音。
当然,艺术不应放弃批判功能,但当一个社会的“不确定性”达到结构性高度时,“确定性供给”型艺术的显著增长,便成为理解时代的文化密码。正如罗伯特·E. 帕克所言,大众文化的更替反映了深层社会需求。在不确定的时代,人们最愿意为之付费的,不是虚无的解构,不是犬儒的嘲弄,而是那种即便在断裂世界中依然能够被确认的、朴素而坚定的“确定之锚”。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课题项目:安徽省高校科研计划项目资助(重点)后疫情时代红色电影文化传播对海外留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2022AH050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