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端午档,冯小刚导演新作《抓特务》正式上映,故事始于1949年开国大典,转任派出所所长的肖大力凭直觉锁定了潜伏特务冯静波,为了查清真相,肖大力搬进了冯静波的胡同院落,两人由此展开了长达近四十年的“猫鼠游戏”。《抓特务》跳出了传统谍战片中枪战、暗杀、密码的类型元素与套路,转而探讨了身份的迷失与重塑、个体情感与政治立场间的冲突以及历史洪流与个人命运的关联等哲思命题。事实上,“抓特务”对于当下的观众而言已经变得遥远且抽象,而本片以其独特的切入点与叙事方式,成功让观众与角色间产生跨越历史与身份的情感共鸣,摆脱了对主流价值观的简化阐述,成为当下宏观叙事类电影中的一个微观补充。
主流话语的叙事突破:
生活情境中延展的人物弧光
作为一部谍战片,《抓特务》有意地跳脱出了传统“敌-我”双方从对抗到征服的二元对立结构,从深层的人物心理、人物关系塑造上,探讨了更为复杂深刻的历史、身份问题,并最终完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它既没有让观众推理式地猜测角色的真实身份,也没有设置令人屏息的谍战类型元素。从叙事层面而言,《抓特务》反类型地设计了两个在信息上的“透明”:第一层透明针对观众,即观众在电影的第一幕就已经得知了特务的身份与任务;第二层透明针对角色肖大力,即肖大力在与冯静波相识之初便断定了他的身份,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找到证据并实施抓捕。
如此一来,《抓特务》将足够的叙事容量让渡给了两位主角的日常生活与内心变化上,这其中冯静波的挣扎与转变,正象征着一个旧时的意识形态转新而生的过程,这也是整部影片的价值取向所在。事实上,这样的叙事套路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并不少见,它甚至被归结为一种固定的“人物成长”模式,而《抓特务》的突破点在于将冯静波的转变置放在了一个真实的生活情境之中。
《抓特务》并没有简单地设置一位完美的“引领者”,再以某一戏剧性的事件来完成对人物内心的感化,而是将人物放置于足够长的时间跨度与足够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中使其自发的完成转变。或可以说,在本片中,冯静波的所见所闻、自身遭遇、生活环境以及人际交往等等,都是促使他逐步完成转变的“引领因素”。例如,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中,冯同样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荣誉感,而焕章积极参与到抗美援朝,并在被俘后成功还乡则是对他更为直观的震动。又如作为特务的冯在努力发明和工作后成为劳模,使他逐渐在集体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与归属。此外,新宪法的制定、互助的邻居、改革开放后的繁荣以及旧组织对他的遗忘等等,这些具体而真实的因素共同拧成一股合力,自然而然地推动了冯静波发生转变。巧妙的是,使影片获得力量感的关键也正在于此——冯静波的变化——作为一种“被感染的效果”,最大程度上可视化了这些“引领因素”的穿透力,而这些因素背后指向的正是影片所要传达的意识形态,这实质上是一种有效且高明的叙事策略。
主体经验的外化表征:
戏剧冲突中包含的人性哲思
《抓特务》的另一大特征在于其对人物内在经验的外显。虽然本片将关注的重心放置在了角色的内心感受之上,但其并没有流于枯燥的心理独白或沉闷的意识流表达,而是巧妙地将冯静波的矛盾纠结转化为了外在的戏剧性表现。
作为一名在新中国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潜伏特务,冯静波的内心长期被恐惧、焦虑、纠结、愧疚相交织的复杂情绪所占据。然而,这种复杂的情绪必然无法为其言行所表露。因此,影片巧妙地将他内心的复杂体验转化为了一种外在的戏剧冲突。如冯静波的婚内出轨并非只是其在感情上的好恶,也更指涉了他徘徊在工具化自我和真实自我之间的迷茫和痛苦。最初,冯静波是党派斗争的工具,与大眉子的婚姻也只是洗脱嫌疑的权宜之举。而小妤的突然出现让冯撞破了自己被工具化的命运,并将这段感情作为其重唤自我的寄寓之所。由此,他开始了在“不能”和“不得不”之中展开了心理斗争,并最终选择了逾越伦理的红线。又例如冯静波和肖大力一家复杂的关系设置:抛开特务身份,冯静波与肖大力一家的邻友之情是真实存在的,但冯静波这份不能被抹去的“难言之隐”不仅害得肖大力含冤数载,还间接地害死了肖大力的妻子。实际上,个人情感与政治身份的冲突所带来的痛苦正是冯静波大半生不断面临的命题,这在他女儿的婚事与身份暴露的矛盾中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抓特务》中设置了大量巧妙的细节意象用以表现冯静波潜伏生涯中内心的挣扎与转变。例如在影片开头,冯在理发时的“照旧”,正是其作为坚定的国民党遗毒的一种隐喻。而随着剧情的发展,冯静波的内心开始动摇,他两次提及到军装的“抬人”效果,第一次是其送别即将上战场的焕章,第二次则是自己正式穿上军装时的感慨,军装作为一种典型的体制身份象征,所体现的正是冯静波内心逐渐认同新中国的转变过程。最后,冯静波这一角色的姓名同样别有用意,静波象征着沉默不语,静止的水波和一切向前运动的人、事物相矛盾,这与他前期反动思想是相契合的。而随着冯静波逐渐完成转变后,那些前来探望他的学生里不乏名为“动声”“新民”的青年,这实则也象征着冯静波的一种新生。
《抓特务》以胡同里的市井生活锚定宏大历史,在长跨度的历史情境中完成了对个体经验的外化。影片摒弃了传统的叙事套路与口号式说教,展现了一段旧意识形态转新而生的历程。它不仅拓宽了当代主流电影的叙事边界,更证明了那些真正具有穿透力的信仰重塑,往往就生发于最不动声色的日常体验与复杂人性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受限于电影的篇幅容量,如何在浓缩四十年时代跨度的同时避免流水账式的琐碎,也是电影《抓特务》可进一步精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