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博纳影业领衔出品的电影《四渡》以中央红军长征时期四渡赤水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为叙事核心，通过107个实景场景的拍摄和大规模战争场面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生死存亡关头完成战略转折的历史进程。作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典战役之一，四渡赤水不仅被毛泽东称为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存亡之际摆脱被动局面、实现战略主动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影片聚焦于真实战争场景，在不断变化的战场态势和复杂艰难的决策过程中，还原这一战略奇迹得以诞生的具体过程。

当前，中国电影正不断探索革命历史题材的新表达方式，如何让革命历史从书本记忆转化为观众可感知、能共鸣的历史体验，成为新主流电影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国》重要文章中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而言，其价值需要通过影像激活民族记忆和精神认同，使革命传统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四渡》在宏大战争叙事之外，通过历史过程的还原、人物形象的重塑和真实影像的建构，让四渡赤水这一军事奇迹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升华为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精神力量的战争史诗。

一、战争叙事的历史还原

长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往往更多承担历史教育和精神传承的功能，因此在叙事层面更强调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与最终结果。观众进入影院之前，早已知道四渡赤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也知道红军最终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然而，对于一部电影而言，单纯地重复历史结论并不足以形成真正的戏剧张力。《四渡》的重要突破恰恰在于它没有将四渡赤水作为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答案进行展示，而是将观众重新带回历史发生的现场，让人们看到这一战略奇迹背后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决策过程。

该片并未刻意渲染胜利的辉煌，而是将叙事重心放在胜利如何产生。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兵力，红军始终处于极其被动的处境之中。敌情变化、兵力调动、地形条件以及部队补给等因素不断影响着战局发展，每一次行军路线的选择、每一次渡河方向的调整，都关系着整支队伍的生死存亡。影片通过大量细节呈现战争中的信息缺失和判断压力，使观众能够感受到军事决策者所面对的巨大风险。正是在这种持续累积的危机感之中，四渡赤水从历史教材中的经典案例转变成了一个由无数具体判断和现实选择共同构成的历史过程。

为了强化这种过程感，影片采用了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一条线聚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展现红军在复杂战局中的战略研判与决策过程；另一条线则围绕蒋介石及国民党军事集团展开，呈现其对红军行动路线的判断与围堵部署。两条叙事线相互交织，使战争成为了两种战略思维之间持续的博弈。

《四渡》片中多次出现毛泽东与蒋介石分别面对军事沙盘进行推演的场景。两人虽然身处不同空间，却通过镜头语言和蒙太奇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对峙关系。沙盘既是军事部署的工具，也成为影片重要的视觉意象。毛泽东不断根据战场变化调整部署，以运动战打破围堵体系；蒋介石则试图依靠兵力优势实现合围，将红军压缩在有限空间之内。双方的较量除了体现在战场上以外，还体现在对于战争规律和战场态势的不同理解之中。影片通过这种意象化表达，将抽象的战略决策转化为可视化的戏剧冲突，使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四渡赤水背后的智慧较量。也正是在这种双向博弈之中，影片不断消解历史结果所带来的确定性。观众知道红军最终会成功突围，却无法预知每一次选择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影片始终让人物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判断可能出现偏差，计划可能遭遇变化，敌军可能提前完成部署，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正是这种对失败可能性的持续呈现，使影片获得了超越历史再现的戏剧力量。

二、历史人物的真实塑造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四渡》最值得关注的艺术突破之一。长期以来，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更侧重于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的呈现，人物往往服务于事件本身而存在。观众能够记住某场战役的名称、某次会议的意义，却很难对其中的人物留下深刻印象。究其原因，在于人物往往被历史叙事所覆盖，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符号化存在，而缺少作为“人”的真实感与复杂性。《四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创作路径，影片将历史人物重新放回历史现场中，通过一次次具体选择、一项项艰难判断和一个个生死攸关的决定，让人物成为推动叙事发展的核心力量。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影片对毛泽东形象的塑造。过去同类题材作品中的毛泽东，往往更多承担历史阐释者和精神引领者的功能，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四渡》则努力将其从既定的历史符号中还原出来，呈现出一个身处复杂现实环境中的决策者形象。影片没有刻意强化领袖的权威感，而是将大量笔墨放在其思考、分析和判断的过程之中。当战局发生变化时，他需要不断调整既定方案；当不同意见出现时，他需要承担最终决策的责任；当部队面临危险时，他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影片通过这些细节，让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站在历史终点回望过去的“胜利者”，而是一个身处历史进程之中不断作出选择的人。

与此同时，影片还通过普通红军战士的视角不断补充和丰富历史叙事。对于战争电影而言，宏大的战略布局固然重要，但真正能够与观众建立情感联系的，往往是那些具体而鲜活的个体。《四渡》中大量普通战士的出现，使历史从地图上的行军路线和军事史中的经典战例转变为一个个真实生命共同参与战斗的过程。观众能够看到他们面对饥饿与疲惫时的坚持，也能够看到他们面对危险时的勇敢与担当。正是这些普通人物的存在，让抽象的历史获得了温度，也让宏大的革命叙事拥有了具体的人文关怀。

从这个意义上说，《四渡》的人物塑造超越了传统革命历史题材中“以事件写人物”的创作模式，而转向“以人物见历史”的表达方式。历史不再只是人物活动的时代背景，人物也不再只是历史进程的注脚，而是在彼此交织中共同完成对革命精神和历史价值的当代诠释。这种更加立体、真实的人物塑造，也成为影片连接历史与观众、增强情感共鸣的重要基础。

三、真实场景的影像力量

《四渡》在影像层面的完成度同样值得关注。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电影，该片以贵州地区实景为基础，利用大规模外景调度与实景拍摄建构了独特的视觉质感。这不仅是一种创作选择，也体现了当下中国战争电影工业化制作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复杂地形条件下的实景拍摄、庞大的人员组织以及多场战争场面的统筹调度，都对影片的制作体系提出了较高要求，而《四渡》完成了这种工业化生产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平衡。

该片对真实空间的展现增强了战争叙事的历史厚重感。四渡赤水发生于贵州山区，峡谷纵横、河流交错、山地起伏的地理环境构成了这场战争得以展开的重要空间基础。影片充分利用独特的自然地貌条件，连绵山脉带来的空间阻隔、湍急河流形成的行动压力以及复杂地形造成的行军困难，都通过真实环境得到了具象化呈现。与此同时，自然光线的变化、天气状态的转换以及不同地貌所形成的空间层次，也为影片提供了数字场景难以完全复制的影像细节表达。这种建立在真实环境基础上的空间表达，使观众更容易获得身临其境的历史感受，也让战争叙事具备了更强的可信度和现场感。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AIGC技术和虚拟制片快速发展的当下，《四渡》的全实景拍摄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意义和价值。近年来，数字技术虽不断拓展电影影像的边界，但技术进步并不意味着实景拍摄这一传统电影制作方式的消失。摄影机面对真实世界时所记录下来的地貌肌理、自然光影以及人物身体状态，依然具有独特的现实质感。影片中红军翻山越岭的艰难行进、风雨交加中的急行军以及复杂地形中的战略转移，都依托于真实场景空间的呈现来增强战争环境的真实感和历史现场感。这种来自现实世界的触感和重量，使观众感受到的不仅是历史事件本身，更是历史发生时具体而真实的环境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四渡》所呈现的价值也再次证明了电影始终是一门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艺术。

总之，《四渡》的价值不仅在于重现了四渡赤水这一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更在于通过历史过程的还原、人物形象的重塑和革命记忆的当代表达，重新激活这段历史所蕴含的精神力量，使这场发生在九十年前的战略转移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从历史书写到人物塑造，再到实景影像所建构的真实质感，《四渡》所展现的并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成功突围，更是一种在困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在压力下坚持独立判断、在危局中勇于担当作为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既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所需要不断传承和弘扬的价值力量。因此，真正打动今天观众的，是历史进程中那些鲜活而具体的人物，以及他们在时代关头所作出的关键选择。当信念、勇气与责任通过影像重新获得生命力时，历史便不再只是被讲述的过去，而成为能够照亮当下的精神力量。

（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茹纪晓，北京电影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