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上海,处处都是电影节的气息。作为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办公室主任,年年这时候我都会收到现今电影节组委会发来的邀请函。
一晃三十多年匆匆而过。常有朋友客气地说,你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办者之一呀!我每次听了都赶紧摆手,万万不敢领这份名头。我当年才三十出头,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不久,不过是跟在吴贻弓先生身后打杂跑腿、跟班学徒的青年导演。真正白手起家、拓荒铺路,一步步把电影节立起来的,是我的恩师吴贻弓,还有那一代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老电影人。
前几日,读了原上影集团副总裁、老同事许朋乐兄长的回忆文章,写的全是第一届电影节初创时的细碎往事,字里行间,满是对贻弓先生的敬重与感念。读着读着,20世纪90年代我们一群人一起吃苦、一起摸索、一起逐梦的日子,清清楚楚浮现在眼前。
1993年,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从零起步。那时候国内没有成熟的国际A类电影节,中国电影很少有和世界对话的渠道。上海是中国电影的根脉所在,沪上许多资深电影人心里,都揣着一桩念想:办一个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国际电影节。这也是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吴贻弓先生最大的期盼:我们要有自己的平台,让身处困境的中国电影走出去,也让世界各地的优秀电影走进来。
先生能扛起这份重任,从来不是偶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导演的《城南旧事》温润质朴、打动人心,早已扬名海外。后来影片远赴马尼拉国际电影节参赛,一举拿下大奖。现在的年轻影人大多不知道,那时候的马尼拉电影节,是全亚洲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际影展。东京国际电影节尚未创办,马尼拉就是亚洲电影走向世界的最高门户。那次获奖,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影坛扬眉吐气。颁奖台上,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亲自为吴贻弓导演颁奖,让世界真切看见了中国电影的底蕴。正因为先生有这般开阔的国际眼界和扎实的艺术底气,由他牵头筹办上海国际电影节,谁都心服口服。
要把首届电影节办得专业规范、有模有样,上海市电影局党组决定,让吴贻弓先生以导演身份,远赴柏林电影节,“潜伏”实地“偷学”,取得“真经”。说起来不是当年条件寒酸,也不是刻意节俭,是那一代人天生就朴实,做事不图排场。先生往返全程都坐普通舱。如今回想,他那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着实不易。以他当时的身份,官职比不少厅局级干部还要高,坐商务舱完全合情合理,可先生坚决不肯。他总说,能省一点是一点,省下一张机票钱,往后就能多请来一位国际贵宾。
回国前,他把所有细碎的资料一一整理装箱,画册、会刊、每日新闻、入场券、电车票、工作吊牌、场地总图,乃至印有电影节图案的纸杯、信封,一样不落。师母张文蓉交给他的任务——买一只德国炒菜锅,先生没能完成任务。不是忘了,是行李太多,拿不动,怕超重。回到上海,永福路52号的办公室里,资料堆得满满当当,像个杂货铺。我们当时就靠着这些“人肉”背回来的“宝贝”,对照着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成熟模式,依葫芦画瓢,按图索骥,一步步搭建起我们自己的赛事框架和运营体系。但先生一再叮嘱:可以借鉴,绝不照搬。学别人的优点,一定要守住我们自己的民族气质、上海本土的味道。正是这份清醒和坚守,让上海国际电影节从起步开始,就根基稳固、气质独特,也为日后跻身国际A类顶级电影节,埋下了扎实的伏笔。
如今大家熟知的上海影城、银星假日酒店,并非普通配套建筑,是当年吴贻弓先生和伙伴们共同策划、统筹,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陈清泉亲自监工,专门为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打造的一流电影宫,完全对标国际标准,专为这场光影盛会而生。崭新的场馆、规整的布局,不仅让当年的筹备工作顺畅有序,也让远道而来的各国影人,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实力。
从前办节,没有热闹排场,没有多余应酬,从头到尾,只有对电影的挚爱。贻弓先生做事极为细致,大事小事都亲自跟进、亲自把关。赛事规则、评委人选、交易市场规划,他逐一敲定;每位嘉宾的出行路线、饮食喜好、游览行程,他逐一过问。
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嘉宾,大半个中国的电影圈都来了。都是吴贻弓先生一笔一划亲自写的邀请书。张艺谋、巩俐他们正在山东农村拍电影《活着》,交通不便,没有便捷航班,几个人星夜兼程,坐着绿皮火车“咣当咣当”颠簸十几个小时,匆匆赶到黄浦江边赴会,颁完了奖,妆都没来得及卸,又乘原火车返回外景地。
电影节群星云集的日子里,我们陪着索菲亚·罗兰去弄堂口吃生煎馒头和鸭血粉丝汤,带着奥利弗·斯通夜游外滩。《音乐之声》的导演罗伯特·怀斯,年少时曾受上海同窗招待,吃过华人餐厅的鲜肉小馄饨,这份味道他记了一辈子。那次我们特意安排,让他重温了久违的滋味。梁家辉夫妇等许多香港影人逛城隍庙,我们便在绿波廊备好特色上海小吃招待。不过我们那个有着“小开”别称的副局长张元民专门嘱咐,吃啥都行,“银子”必须由他来付,不开发票,不报销。
也正是这份纯粹干净的办节风气,让来自法国的国际制片人协会秘书长别雷松先生格外赞许。他从前听说,中国国内不少会议活动,都是大桌设宴、应酬繁多,可他所见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然是另一番模样。各色影人手里捧着汉堡、拿着可乐,步履匆匆,穿梭在各个放映厅看片交流,往返于各个展位调研对接、洽谈合作。别雷松直言,这才是电影节应该有的样子。
首届电影节最有远见的一步,便是早早搭建起专业成熟的电影交易市场,将影片展映、作品评奖、产业交易融为一体,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这也是后来上海国际电影节成功获评A类顶级电影节的核心底气。那几天里,电影节市场负责人、后任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的杨玉冰,天天笑迎五洲宾朋,忙得四脚朝天,但也着实开心。
时隔多年,首届电影节的评委阵容,我依旧记得清清楚楚。评委会主席由谢晋先生担任,七位评委分别是:中国导演谢晋、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日本导演大岛渚、中国香港导演徐克、澳大利亚导演保罗·考克斯、俄罗斯导演卡伦·沙赫纳扎洛夫、巴西导演赫克托·巴本科。各路国际影坛大家齐聚浦江之畔,让我们首届电影节的起点,直接站上亚洲前沿。
筹备之初,大家都晓得每一分钱要用在刀刃上。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影城地下食堂吃饭,每人每天餐补仅有一块钱。没人叫苦,没人计较得失,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拼尽全力,办好这一场属于中国的国际电影节。偶尔想要改善伙食,要么去影城三楼吃一碗热乎浇头面,要么到对面小店花三块钱吃一碗牛肉拉面,弄个一肚子的水饱,擦干净嘴,立刻回头干活。
恰恰是这些朴素平淡的日常,最能照见那一代影人的崇高风骨。吴贻弓先生每次在影城食堂吃面条或蛋炒饭,都会悄悄在碗底压上十元的“大团结”。这么多年过去,每每想起这个画面,我心里又是温暖,又是愧疚。我常常想,若是先生还在,我会再陪他去上海影城吃一碗阳春面,也悄悄在碗底放上十块钱,让我这个徒弟,也为师父尽一次孝心。
当年和贻弓先生搭档共事的同仁,也都正派真诚,是好官又是好人。上海电影局党委书记马林发,是国内知名摄影家,《红日》《白求恩大夫》《追鱼》这些经典影片,都出自他的镜头。时任副局长的张元民,师从摄影泰斗吴蔚云先生,《于无声处》《闪光的彩球》《滴水观音》等诸多佳作,都是他的心血之作。二位领导从来不摆架子,见了人永远都笑嘻嘻的,说话都没个高声,一辈子默默奉献。我们晚辈从不拘谨地称呼他们“书记”“局长”,平日里张口闭口都是“老马”“老张”,格外亲近。谁要是工作饿了,随时能去张元民老师的办公室,他桌上常年摆着糖盒、饼干桶,任由我们当作“自助餐”。
每逢6月电影节启幕,我格外思念的,还有电影节最初的重要策划者张瑞芳老师。6月15日是她的生日,这个日子,我多年从没记错、从没淡忘。从前每到这天,我们都会备好蛋糕、捧上鲜花,上门为她祝寿。早些年,还能去她的寓所闲话家常。后来瑞芳老师身体抱恙,常年在华东医院休养,我们便年年准时前去探望。哪怕卧病在床,她心里最牵挂的,依旧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每次见我,总要细细询问当年影展的近况:今年有什么好片子?北影的于蓝、于洋来了吗?八一厂的田华到了没有?还有长影的老浦克,当年我们一起拍过《松花江上》…… 句句闲谈,皆是对电影最赤诚的眷恋。
后来,瑞芳老师走了,但我心底的牵挂,半分未减。每年这时,只要我人在上海,总会独自站在华东医院门口,静静地朝里边眺望。我总觉得瑞芳老师还在。
6月的上海,时常飘着蒙蒙细雨。闲暇时分,我欢喜慢慢独行,哪怕淋着也不愿撑伞。走过武康大楼、江宁大楼,走过上影公寓、吴兴公寓,走过大木桥、徐家汇,走过复兴路、华山路的一栋栋老洋房。这一带,藏着无数上海老艺术家的故居。汤晓丹、白杨、赵丹、孙道临、谢晋、徐桑楚、刘琼、秦怡、舒适、乔奇、仲星火、顾也鲁、黄准、白穆、张伐、李纬、黄蜀芹……这些德艺双馨、我毕生敬重的老艺术家,都曾在这里生活耕耘、朝夕度日。望着熟悉的老街老楼,听着清风穿过层层绿荫的轻响,扑面而来的,全是旧日时光的味道。
我心里一直藏着一点小小的遗憾。当年陪着索菲亚·罗兰吃生煎馒头之余,还带她去淮海路的哈尔滨食品厂,挑选了蝴蝶酥、萨琪玛等海上食品,装了满满一大箱,她说要带回意大利。一心忙着招待远方的贵客,却忘了多买一些,抽空也约咱上影的“老小孩儿”们坐一坐,喝个下午茶,喝喝咖啡、吃吃小点心,讲讲老故事、讲讲老八卦。
我少年入行,这半辈子,始终小心翼翼地踏着先贤的足迹前行。我始终记得,是这一代老艺术家,撑起了上海电影的璀璨荣光,稳稳托举起上海国际电影节,让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扎根亚洲、享誉全球,稳居世界A类顶级电影节之列,佳片荟萃、高朋云集、观者如潮。这般光景,不正是贻弓先生当年日夜期盼的模样吗?
繁华越盛,思念越深。我伫立在上影集团大院门前,感慨万千:今日所有的荣光与辉煌,都是咱们厂里的几代人用心用情用生命拼搏奋斗而换来的哟!
又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启幕,新华路上的梧桐枝叶温柔舒展。此时此刻,我满心感念恩师吴贻弓,深深怀念老一辈真诚纯粹、深耕光影的电影人。岁月绵长,我会永远铭记师父吴贻弓先生生命最后日子里的那句话:电影万岁!
(作者为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中影集团一级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