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持续关注女性议题的导演，杨荔钠在《春梦》《春潮》《妈妈！》等作品中，致力于探讨女性在家庭、情感与社会结构中的精神困境，以细腻的影像笔触呈现女性生命经验的复杂面向。2026年的新作《我，许可》延续了导演对女性议题的关注，以轻喜剧的叙事形态，将镜头对准当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以日常化的身体事件为切入点，展开母女两代女性的观念碰撞与精神共鸣，既深化了女性主义电影的议题表达，也为东亚语境下的母女关系书写提供了新的可能。

身体的异化：

女性主体的生存困境

《我，许可》以女性身体经验为核心，将日常生理境遇转化为关于身体主权的文化命题，揭示传统观念与社会规训对女性主体的深层束缚。影片主人公许可是一名“母胎单身”的小学教师，因被诊断出子宫内膜息肉需要接受手术治疗。然而，手术操作可能对处女膜造成影响，医院按照“无性生活史女性需家属签字”的规定，要求其直系亲属到场确认。许可在无奈之下向母亲胡春蓉求助，却遭到了以“清白”“名声”为由的拒绝。在母亲看来，女性身体的完整性等同于婚姻市场上的价值，一旦“有损”，便难以嫁人。母亲的拒绝将许可推入医疗流程与世俗观念的夹击之中，也让观众清晰地看到，女性身体在传统观念中被强行纳入贞操叙事与婚姻价值体系，成为被评判、被定义、被支配的对象。母亲胡春蓉在不自觉中成为传统观念的执行者，将女儿的身体价值与外界评价牢牢绑定。

许可的遭遇，反映出当代女性身体所面临的异化。在制度层面，医疗规范中的签字制度，本意是为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却缺乏对女性身体自主权充分尊重的语境下，变成了一种隐性的剥夺；在情感层面，母亲以“为你好”为名的干预，构成更隐蔽的精神束缚。胡春蓉并非恶人，她自身也是传统性别秩序的产物，她选择以隐忍与妥协面对人生，将外部规训内化为自我约束，将贞洁视作女性的核心价值，将婚姻当作人生的终极归宿。但可以理解的是，母亲的这种认知并非源于主观恶意，而是长期身处特定历史与文化环境中的结果。

面对身体羞耻与话语禁忌，作为小学教师的许可通过课堂实践进行“反抗”，她坦然向学生普及月经知识，在教室设置卫生巾收纳盒，以自然坦荡的态度打破生理话题的沉默。这意味着在电影叙事层面，许可完成了她对月经羞耻的自我祛魅，也标志着她对正常生理现象的祛魅处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母亲胡春蓉的保守认知，她将月经视为不可言说的禁忌，将女性的身体视为需要被遮盖、被保护的对象。母女之间的观念冲突超越了简单的是非判断，呈现出代际差异背后的文化困境与历史成因。

镜像共生：母女关系的

重构与主体觉醒

《我，许可》以母女二人的同居生活为叙事载体，构建起母女互为镜像、彼此滋养的新型关系模式，以“反向教育”完成代际精神传递。在导演看来，“许可”不仅是一个人名，更是一种生命状态，指的是被允许存在、被接纳本真。而影片的整个叙事，正是许可与胡春蓉分别从“等待他人许可”走向“自我许可”的过程。

面对生活习惯与价值理念的差异，许可以明确边界守护自我空间，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而当母亲胡春蓉进入人生转型阶段，试图挣脱原有家庭模式寻找自我时，许可以包容与陪伴引导母亲重新认识自我，完成女儿对母亲的反向滋养。在此过程中，影片摒弃说教式的启蒙叙事，以生活细节与情感体验推动人物成长。许可以科学认知破除对处女膜“神化”，帮助母亲摆脱传统贞操观念的桎梏；她为母亲购置新衣，帮助胡春蓉在镜前直面自我身体，从迎合他人转向认同自我；她带母亲去夜店释放情绪，让母亲在情感宣泄中唤醒被压抑的生命热情。在母女的相处过程中，二者的身份发生了倒置，女儿成为精神引领者，母亲则在体验与感悟中完成思想松动与自我觉醒，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转变。

此外，影片还借此触及了东亚母女关系的核心困境，在母女的相处过程中，女儿往往将矛盾指向作为规训执行者的母亲，而背后的父权力量则长期处于“缺席”状态。许可最初对母亲有不解与愤怒，但随着叙事的推进，影片给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表达。从冲突对立到理解包容，母女二人最终打破了代际隔阂，转变为彼此支撑的同盟关系。这种转变印证了东亚女性之间天然的情感联结与精神共鸣，也呼应了杨荔钠长期创作的核心主旨：女性的自主与解放，并非来自外界的赋予与认可，而是源于自我的肯定。

《我，许可》以轻喜剧的形式承载严肃的女性议题，将妇科手术这一具身经验，转化为探讨身体主权、自主意识与代际和解的文化文本。影片通过许可与胡春蓉的镜像互动，完成从“被他人许可”到“自我许可”的主体性建构，既呈现了年轻女性对身体自主权的坚守，也书写了中年女性挣脱规训、重塑自我的可能。影片没有陷入激进的对抗叙事，而是以生活化的细节、温和的代际互动，展现女性解放的现实路径。在女性主义影像不断拓展的当下，《我，许可》以生活化的叙事、人性化的表达，为中国女性题材电影提供了兼具温度与深度的范式，也让“自我许可”成为女性找回自我的精神宣言。

（郝静静，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璐含，厦门大学创意与创新学院视觉传达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