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7日，是上影老厂长徐桑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想用一句话勾勒他的形象、风范、品行、德操和历史贡献，“站在银幕后面的巨擘”“铸造上影丰碑的巨匠”“将中国电影带入新高地的翘楚”……这些词语的闪现，没有让我满足。思前想后，权衡再三，我决定用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语来完善我的表达——尊敬的老厂长，他的形象从来没有出现在银幕上，他的名字也从来没有书写在字幕里，但他担纲使命、激流勇进，用激情和才思、坚韧和执着、胸怀和气度创造了上海电影的辉煌。他铸造了上影的丰碑，上影人也用真诚的感情在心中为他垒砌了“高山景行”的口碑，他是上影闪亮的名片，也是上影人永远怀念的楷模和典范。

我怀念老厂长，与众不同。我和老厂长有着割不断的亲缘关系，我既是他的亲属，也当过他的下属。这种特殊的缘分、特别的关系，形成了特有的情感。我在工作中和生活里都能接触到他。他的言谈举止、他的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又润物无声，传递给我许多行事做人的正能量。我在上影近四十年，能从一个普通的编辑，一步步成长为集团的副总裁，除了天时地利赋予我厚爱外，我还始终感觉身后有老厂长为首的老一辈电影人充满期待和关爱的目光，他们注视着我，激励和鞭策着我，成了我不懈努力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1978年，由海燕、天马两家制片厂合并而成上海电影制片厂，徐桑楚以62岁的年龄出任厂长。他临危受命，深耕十年，带领素有中国电影“半壁江山”之称又饱经十年浩劫摧残、遍体鳞伤的这家老厂重整旗鼓、再振雄风，打造成精品纷呈、人才辈出、充满生机的中国电影的重要基地。我想这是上苍对上影的眷顾和恩赐！

1981年我有幸走进了老厂长掌舵的上影的大门，我对未来有过美好憧憬，自己喜欢写作，也创作过一些作品，希望能从事电影创作。但是等待分配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每次见老厂长，他对我的去向没有吐露过一点口风。后来厂党委根据我的专业背景和写作能力，决定让我参加《上影画报》复刊工作，担任文字编辑，编制暂时落在文学部。工作中算落实了，但是期望从事电影创作的梦破碎了。心里有遗憾，也难以完全理解老厂长的“一本正经”，因为他只要说句话，就会峰回路转。

过了几个月，我一次见他时，他主动询问我的工作情况，我顺势将藏在心底的“小怨气”吐了出来。他没接茬，只是告诉我他出任上影厂厂长后，要做好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住上影的大门。所谓把门就是从源头上确保创作队伍的专业性和创造力。他说，那时，上影厂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喜欢电影的年轻人把它看成神秘的艺术殿堂，梦寐以求希望加入上影的创作队伍。许多有门道有关系的人，托人打招呼、说情想进上影，其中有老领导老战友的孩子。老厂长铁面无私，一概拒绝，他恪守的底线是：“上影是拍电影的，没有学过电影、干过电影，来干啥呢？”这句话，铿锵有力，一下子就将我的那点“怨气”驱赶得无影无踪。我想，若不是落实政策，我压根就进不了上影这扇门。

老厂长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根据我的了解，从1978年到1982年，上影主创队伍中没有增加一名非电影专业背景的人员，上影这扇门被关得紧紧的。直到1982年，当恢复高考后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七位上海籍学生面临毕业分派时，老厂长毫不犹豫地为他们打开了大门，指示人事部门一个不拉地将他们全都招进上影，还为他们配好老师，创造机会引导并帮助他们快速成熟成才。经过一番磨炼，张建亚、江海洋、彭小莲都成了上影创作的中坚力量，逐步担起了上影创作生产的重担，形成了老中青梯次团队的构建。

老厂长为上影把关守门，绝非关门闭户、单打独斗。对好的剧本、对优秀人才、对电影同行，上影始终满腔热情、开门迎客。那些年，不仅张贤亮、鲁彦周、李凖、白桦、叶楠这些与上影有渊源的名作家可以自由进出上影，创作剧本，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根作者也用富有时代特色、散发生活气息、集聚正能量的剧本走进上影的大门，在前辈和领导的悉心指导帮助下，打磨好他们的作品，最终搬上了银幕。其中，江西九江的毕必成怀揣《庐山恋》的创作构思走进了上影，山东平度的农民辛显令捧着《喜盈门》的初稿来了，来自山东威海的业余作者袁学强带着浓浓泥土气的《咱们的牛百岁》剧本来了，来自福建的教师吴建新带着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的《泉水叮咚》来了，上海从事教育工作的王胜荣也带来了反映校园生活的《闪光的彩球》剧本。这帮清一色的年轻人走进了上影的大门，既充实了上影的创作实力，也开启了自己新的人生。上影成就他们的梦想，他们不仅成了专业创作者，还走上了领导岗位。话剧编剧出生的毕必成一发不可收，接连创作了二十部电影剧本，其中搬上银幕的有十多部。辛显令成了当地宣传部的领导，袁学强担任了威海市的文联主席，吴建新成为福建电影制片厂的专职编导，王胜荣则转战北京，在儿影厂、北影厂从事文学创作。他们忘不了在上影迈出的第一步，一辈子都感谢上影，感谢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老厂长。

说到老厂长“铁面无私”，我还得提起一件刻骨铭心的事。1984年，经过多方考核，我被提拔为《上影画报》编辑部副主任。那时，每年有全厂职工总数百分之三、表现突出的员工可以晋级加薪。恰巧1984年，我有幸入选了党委会讨论通过的加薪名单。那天，参加画报编委会选题会的副厂长韩尚义悄悄地向我透露了这个消息，我自然十分兴奋，虽然一级工资才六元钱，但那份荣誉是超值的。谁料数天后，食堂里公布的本年度加薪名单的大红喜报上，居然没有我的名字。我疑惑沮丧，不明就里，闷闷不乐地找到韩尚义副厂长。他一听也觉得蹊跷，一边安慰我，一边就去找党委书记丁一。没多久，他回来了，告诉我，这份名单最后要厂长签字后才能张榜公布。没想到老厂长签字时，权衡片刻，就果断地将我的名字划掉了。他对丁一说，“许朋乐年纪还很轻，不能升官又发财。刚提拔，又加薪，不合适”。丁一书记知道他和我的关系，自然也十分赞赏他的做法。可我却一肚子委屈。多少年后，我向他提及此事，他看了我一眼，笑笑，“还有这事？如果有，也是好事。年轻人嘛，要经得起考验。尤其当了领导后，千万不能什么事都想着自己，和群众争名夺利。工作干好了，群众看在眼里，该是你的都会给你。”这句叮嘱我的话，其实就是他一生对待名利的态度。我一字不漏地收藏了。一辈子，我心灵深处都竖着老厂长送我的这面明镜。

我在老厂长手下工作了七年，耳濡目染的一切告诉我，老厂长确实威严，但是在所有上影人的心目中他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广泛的敬重和爱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有党性无私心、讲原则守底线、敢担当乐奉献，一身正气、胸怀坦白、不骄不躁、淡泊名利。有人说他“人贵语迟，水缓流急”，遇事从不轻易表态，说出口的话也不会随意改变，表面的淡定似乎掩盖了内心的真情和激情。他把理想追求、家国情怀，都融化在电影事业中、倾注于上影和上影人。他从延安鲁艺一路走来，经受了抗敌演剧队战火中“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锤淬，又在上海电影界领导岗位上历练数十年，他丰富的阅历和厚重的积淀，形成了他非常成熟的政治站位、思想境界、工作经验、艺术造诣和领导艺术，造就他把威望衍变成推动上海电影事业快速前行的威力。

我曾经将桑楚厂长主政上影时拍摄的经典影片做了梳理并缀连了片名：巴山夜雨芙蓉镇，小街日出喜盈门，邮缘传奇天云山，大桥下面牧马人，泉水叮咚庐山恋，奴隶将军退伍兵，南昌起义啊摇篮，城南旧事人鬼情，高山花环迎曙光。这些观众喜爱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风格独特，充分展现了上影人对历史的思考、对现实的关注和高水平的创造力，赓续了上海电影的传统，奠定了新中国电影的高度。然而，这些影片的字母表上，从来没有留下过徐桑楚的名字。

老厂长是位不愿显山露水、抛头露脸的人。他满脑子就是剧本、就是创作、就是出好作品。他花在剧本上的时间和精力特别多，几乎是生活的全部。从选题材到看剧本、审剧本，一本本一遍遍，不厌其烦。他说剧本是电影厂的生命线，手中有了好本子，心里就踏实了，一部好电影，必然先得有个好本子。他上任后立马恢复文学部，组织专门队伍从事剧本策划和创作；成立艺委会，集中优质力量对剧本进行“锻造”；他特别注重文学作品的改编，与全国各地的作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了好本子，还得选好适合它的好导演。他重才爱才，充分尊重和信任文革后复出的老艺术家，全力支持他们重新披挂上阵。沈浮、吴永刚、汤晓丹、桑弧、谢晋、徐苏灵、白沉、黄祖模等老导演宝刀不老，都奉献了精品力作；他坚持新老交替传帮带，大胆使用中青年，吴贻弓、赵焕章、黄蜀芹、于本正、石晓华、杨延晋等脱颖而出，成了上影的创作骨干。他常说，事业的发展，薪火相传不能断链，好的传统、好的作风，不能丢。他十分注重建章立制，强调创作生产流程的规范和工艺的精细，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尤其是那本内容详尽、要求严细的生产手册，直到今天依然是投资人和制片人的工作向导。他虽然不谙技术，但对电影技术非常重视，开创性地设立了“三总制”，放手总摄影师、总美术师、总录音师三驾马车联手工作，确保影片的技术质量沿保持高水平的层次，为好作品的不断涌现提供了有力保障。

老厂长对人才不仅充分信任、大胆使用，生活上也予以最大程度的关爱。那些年，他严格控制支出，降低成本，省吃俭用，积攒了足够的资金，先后在大木桥和斜土路两块上影的土地上建造了“小白楼”和“上影公寓”，一下子解决了数百人的住房上影的主创人员几乎都告别了筒楼简屋，消除了后顾之忧。老厂长的惠民之举，功德无量，至今仍在老上影人中广为传颂。老厂长身上积聚了上影的传统和作风。他身体力行，为上影垒起了一座丰碑，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是站在银幕后面的的巨擘，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作者为上影集团原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