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影像时代，AI演员的诞生重构了影像生产与传播的底层逻辑，它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虚拟数字角色，所具有的“现实影响力”不输于具有肉身性存在的真实明星，同样能够引起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

2025年英国Xicoia工作室推出AIGC技术生成的女演员蒂莉·诺伍德，出演喜剧短片《人工智能专员》（AI Commissioner）并在TikTok等平台进行社交分享、塑造艺人职业形象。这位AI艺人的登场引起好莱坞的生存恐慌，出于对AI演员侵犯真人演员数据版权、剥夺演员生计与伤害艺术本质的强烈不满与担忧，美国演员工会（SAG-AFTRA）拟提案“蒂莉税”，征收AI演员使用费，以补偿真人演员的权益。

2026年，这位AI艺人在YouTube上发布音乐视频《掌控先机》（Take the Lead）回应其诞生以来的争议。今年3月，耀客传媒签约AI数字艺人秦凌岳和林汐颜，并放出二人主演AI定制剧集《秦岭青铜诡事录》的预告，因容貌撞脸真人演员而引发“网友抵制AI演员”的风波，演变为一场社会文化事件。

AI演员不仅关涉数字表演的内容制作，更深度参与社会话语实践。在技术想象力的展演中，AI演员热潮正上演着一场浪漫乌托邦主义与反乌托邦焦虑的激烈角力，解放生产力后降本增效的巨大经济效益与虚拟入侵现实的伦理危机并存。

“算法生成”：

虚拟演员的技术演进

从“真人表演”到“算法生成”，虚拟演员逐渐脱离物质索引性、数字索引性，走向无根基的数字表演实践。计算机成像技术（CGI）出现促进影像视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转变，电影中的数字演员作为一种奇特的技术形式被广泛应用。之后，CGI与动作捕捉技术、数字建模技术的协同结合能够捕捉面部微表情与肢体动作，塑造出情感化的数字角色。虽然失去了与现实世界的索引性，但在现代视觉主体的目光注视下闪烁着数字光晕，观众在技术奇观中捕获一种数字乐趣。

基于似动现象，赛璐珞胶片电影创造了运动幻觉，一种超现实的图像流，这与无意识运动相匹配。然而在技术发展、演变过程中，数字电影的制作模式与观众观影接受模式发生变化，颠覆了既有想象图景。在制作模式上，胶片电影建立了影像与现实的索引性关系，计算机成像数字技术则使影像摆脱了对现实物质世界的依赖。如果说动作捕捉的数字表演作为技术中介下演员肉身数据的如实记录与生动转译，还维持着数字索引性的痕迹，那么随后基于生成式对抗网络（GAN）的深度伪造技术、潜在扩散模型（LDM）的引入，使AI生成虚拟演员得以全然取代作为碳基生命的真人演员，逐步切断了这种索引联系。

毫无疑问，技术的演进提高了影视制作的效率与数字表演想象的可实现性。Metaphysic的实时生成AI换脸技术重现传奇摇滚巨星埃尔维斯的现场表演，实现《此心安处》中演员银幕形象的“跨龄”转变。虚拟演员能够应对电影工业生产流程中的意外，保护电影制作顺利进展、降低制作成本。事实上，算法生成的AI演员不仅是对技术奇观的一种猎奇，更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牵引出关于艺术创作与资本逻辑、控制与反控制的文化想象。

“赛博格明星”：

AI演员的文化实践

在AI技术全面渗透的数智化时代，当我们借杰拉蒂解读明星制的三条路径重审当下的AI演员，会发现AIGC虚拟演员延续并拓展着既往明星模式的观念，“赛博格明星”成为尝试置换并扮演真人演员功能的一次文化实践。

一是作为商品的明星。如果说在大制片厂时代的好莱坞，明星向观众做出承诺，充当能够满足受众特定期待的商品，那么AI时代的数字演员，能够满足IP资本化翻拍过程中无限贴近小说角色形象的受众心理需求，并为文化产品的民主化创作与自由化定制提供可能。

二是作为文本、符号的明星。传统明星不仅是肉身性的演员，更是由电影文本内外多种机制所共同造就的复杂文本，一方面是银幕上显现的表演文本，另一方面是在广泛的社会语境下，经由娱乐新闻、宣传物料、杂志、个人传记等多媒介文本的互文性交织所织构的产物。AI演员不仅深度参与影视内容的制作与生产，也模拟真人演员的物料宣发与传播模式。无论是算法伪造的现场路透图、幕后花絮、探班日记等剧宣物料，还是线上社交媒体账号的开设及其与粉丝的积极互动，诸多大众媒介机制所造就的复杂人设与情景体验，试图营造追星的沉浸感，将共享的电影经验、审美体验扩展到更为广泛的日常生活与公共话题，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

三是作为“欲念客体”的明星。从明星的消费角度，聚焦于明星与观者之间的关系，观者在凝视明星（Star-gazing）的愉悦感中寻求满足。随着技术门槛与创作成本的降低，AI演员作为欲望投射的产物，既能免于“塌房”之担忧，又有自由“捏造”之心理代偿。网络视频博主二创性转版《甄嬛传》，以华妃为原型的AI生成角色“霸道版华君”引发网络热潮并被推至顶流，其背后潜藏着凝视的欲望纠结与权力结构的动态变迁。观众通过辨识AI角色形象中的理想自我或欲望化的客体，实现欲望的感性表达，获得视觉愉悦与认同。

AI造星运动诞生于文化产业模式、影视商业策略与社会话语实践的交汇之处，AI演员正逐渐汇入文化工业流程并被主流娱乐所接纳。Xicoia工作室不止于借助“DeepFame”人格引擎赋予角色故事背景、丰满个性来制造单个AI明星，而是意图开拓出动态发展的数字宇宙“Tillyverse”。作为AI驱动、实时演变的数字生态系统与叙事平台，“Tillyverse”聚焦AI演员的矩阵开发，提供AI角色与观众多元互动的沉浸体验。可以说，AI造星的狂欢背后是资本逻辑主导下情感经济的运作。情感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模式，能够在碎片化时间中即时提供情绪价值。受众与AI演员达成审美契约，通过消费虚拟数字产品获得替代性满足，于趣缘群体的社交互动中产生情感共鸣。

“怪怖”之后：

人类情感经验的重返

技术狂欢下对虚拟形象的欲望投注虽然满足了一定的情感需求，但这份情感代偿与过度迷恋埋藏着更深层次的心理危机根源。电影《某种物质》中好莱坞巨星伊丽莎白出于对衰老的抗拒与完美自我的追求，服下“完美物质”后从本体分裂出青春靓丽的分身，在欲望模仿的力比多满足中，欲望主体与欲望介体的对抗性纠缠导致双双走向自毁之路；《未来学大会》的过气女星罗宾·怀特将个人的数字形象资产出售给公司，永远鲜活的虚拟形象不知疲倦地进入大众文化工业的生产与再生产循环中。前述科幻电影的悬疑幻想已然照进现实，阿里大文娱的AI数字人厘里出演《异人之下》的二壮、现身真人秀综艺《盒子里的猫》，北京经开区为AI虚拟偶像Yuri（尤栗）颁发身份认证，乐华娱乐推出AI驱动真人女团HeyDream，聿潇传媒官宣签约六位真人建模授权生成的AI演员……这些不会“塌房”、不存在生理限制，能够承担复杂表演任务、适应高强度与长时间工作需求的虚拟偶像，在一定程度上契合着大众审美理想并构成了制片公司盈利的理想载体。

作为木乃伊“情意综”在赛博空间的延续，AI演员的数字生命在实现人们镌刻时间、以生抗死的心理欲求和实现完满自我的原初自恋的同时，也滑向另一极的怪怖（Uncanny）先兆，挤压真人演员的生存空间并侵蚀个体权利。弗洛伊德认为怪怖效应常常萌发于陌生与熟悉、想象与现实的界限遭到抹除之时。当AI演员这一象征符作为真人的复影与镜像，将其所象征之物的功能悉数收归己有后，开始反噬人类主体及其生命权力，从而卷入一场场虚拟入侵现实的舆论风暴，“男二以下AI演员”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影视行业的演员们纷纷陷入被AI演员蚕食的职业危机与心理焦虑。表演权力的让渡不仅引起真人演员遭遇“AI斩杀线”的职业焦虑，也触碰着伦理的边界。演员Dewhirst于2021年与科技公司Synthesia签署合同，提供其肖像权制作AI虚拟化身，却在两年后发现AI化身被用于委内瑞拉虚假新闻的报道。数字虚拟侵蚀物理现实，在似与非似、虚实难分之间泛起主体性焦虑与恐惑感。在人机关系中，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动态反转，印证了虚拟演员与真人演员之间支配与依赖关系的不确定状态。大众面对AI演员涌现出神秘与恐怖、惊奇与压抑的情感，映射出一则媒介自反的寓言，人类制造AI演员的意义并赋予其形状，但反而将人类自身的灵魂作为囚徒封锁其中。

我们不禁疑问，AI演员有情动面孔吗？那些冰冷的像素矩阵、精确的算法模拟何以承载人类灵魂深处的感性触动？AI演员复现张曼玉在《甜蜜蜜》里的哭戏片段，能够呈现情绪变动，却难以抵达活生生人类的情感表现，未能根植于人类经验与生活阅历的演技，不过是空中楼阁。当下AI演员能应付短剧的“速食”消费，却不能给予深度的生命经验，无法产生即兴创作的意外之美，何以经得起长剧检验？当观众感知并与银幕上的虚拟人物互动时，一方面可能会沉迷于数字明星的完美性特征，进而被催眠。但另一方面，当观影者意识到这只不过是虚拟世界的数字创造，一个数字化想象的非人图像，不老不死，剥离了“失落、创伤和死亡的象征秩序”，观者与虚拟银幕形象之间就会裂开一道沟壑。正如格雷姆·特纳所言，虚拟明星没有真人明星的经历体验，不受母爱、俄狄浦斯式的焦虑、失落、狂喜、欲望、死亡等现实经验影响，也没有压抑的欲望或原始创伤。观众认识到虚拟明星只是一个在现实中没有参照的幻影，也因此不再产生移情和代入感，与银幕相疏远。

虚拟再造的AI偶像往往具有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即平面化和无深度感，AI图像流的无缝感使其本身缺乏深度，如同塑料制品。AI演员的同质化生产、工业化的复制，终究会使观众产生疲倦。数字生命化为技术操控下的质料，失去了肉身性联系，如何共情他人之苦痛？唯有AI演员与真人演员的协同并进，尊重真实生命个体的情感内核，才能在观演互动中获得灵魂的震荡与共鸣。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