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七点，南通老城尚未完全苏醒，桃坞路上回荡着板车轮子碾过的声音。一个瘦削的身影弓着背，拉着堆满布景道具的板车，沿着濠河边缓缓前行。路过菜场，有早起买菜的居民招呼：“陶主任，又亲自拉啊！”她抬起头，擦擦额头的汗，笑容比晨光还温暖：“早点运过去，同志们装台不耽误。”——那是1973年的南通，那是放下电影明星光环的陶玉玲。没有人知道，这个拉着板车的南通文工团的领导（当时叫革委会主任），曾让《柳堡的故事》中的“二妹子”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曾让《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春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赞誉。而我，当时南通市小红花艺校的小学生，就在那个清晨，第一次看见了“明星”的真实模样——不是闪耀在银幕上，而是躬身于朝霞中。

许多年后，当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走进上海市电影局，后来又调到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中影股份公司，艺术征途上，我也在奋力跋涉，路走得也不平坦，但我越发明白：那个南通城里濠河边上那个拉板车的背影，不是落魄，而是升华；不是坠落，而是飞翔。陶玉玲老师，分明就是我的榜样！她用她七十余载的艺术人生，教会了我——也教会了中国电影——什么才是真正的“明星”。

真正的明星，是把板车拉得比别人更稳的那个人。在南通文工团的日子，是陶玉玲人生的“特殊时期”。从万众瞩目的银幕跌落至晶体管厂的流水线，再到文工团的行政工作，换作旁人，或许早已怨天尤人。可她不。排练厅缺桌子凳子，她去家具店谈好出厂价亲自往回拉；演出服装要洗，她带头下河手甩脚踩；下乡演出设备多，还是她带着共青团员人拉肩扛，甚至连小学员们早晨练功后的早点，也是她亲自挎着大篮子去买的烧饼油条。我曾好奇地问：“陶阿姨，我们校长说您是文工团的主任，是领导，怎么您还亲自拉板车呢？”她一边拽紧板车上的绳索一边说：“小江平啊，手上有茧，心里才踏实。咱们演戏的，手上没生活的老茧，心里就长不出艺术的茧。你看看工农兵，哪个手上没有老茧啊！”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36年后，我们合作《濠河边上的女人》，拍摄地在南通——这个被她自己称作第二故乡的地方，因为他的父母都安葬在这儿，弟弟和孩子们也都安家在这儿。她风尘仆仆地赶来了。在戏中，她就是扮演老演员牛犇的夫人，一句台词都没有，但陶玉玲老师却一丝不苟，连服装她都要设计得有地方特色。老太太还自己去挑选了一件我们那里地方特色的蓝印花布风衣。她的戏一天就拍完了，陶老师却又义务担任起艺术指导来。她说：“你们出了机票让我回来，我既抽空给父母扫了墓，又让我探了亲，不做点贡献，我都愧对家乡父老。”所以她就带着组里的年轻演员走街串巷，拜访当年的老邻居，在一家南通城里仅剩的卖开水的“老虎灶”一坐就是半天，听市井百姓唠家常。她说：“演员的功课在片场外，在老百姓的炕头上、饭桌边。”电影上映后，那些细微处的烟火气让观众动容。我觉得，那不是那些年轻明星的演技，那是生活在让陶玉玲老师烙在后辈演员身上的印记。

2008年，我担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动不动就麻烦陶老师。拍《寻找成龙》，她和于蓝老师搭戏，每人只有几句台词。我是导演，现场早就忙得不可开交，她来了之后就自己抓住小演员张一山，陪着于蓝老师一遍一遍试调度，排练走戏，自己还设计了一封信做道具，头天晚上还去菜场向卖菜的阿姨借了袖套和绒线帽子，把一个进城问路的农村老太太给演活了。还有一次，儿童电影《炫舞天鹅》开机，邀请陶老师站台。活动结束，我让工作人员准备了一点小酬劳，她拉着我的手，像母亲责备儿子：“你不是叫我陶妈妈吗？哪有妈跟儿子要钱的？”她的手温暖而有力，眼神里是纯粹的爱意。这爱，不只给我，更给每一个观众。

再有一回，在苏北县城的广场上慰问演出时，看见一位农村的老奶奶拄拐费力地走来，她立即让助理把自己的轮椅送过去。当得知满脸皱纹、弯腰驼背的老奶奶比自己还小六七岁时，陶老师眼眶湿润了：“老百姓劳累一辈子，老得比我们快，却把我们放在心上，大老远赶来看我们，我们更要把他们放在心尖上。”那架轮椅推了几百米，一直把老奶奶送到长途公交车站旁。她与老奶奶聊收成、聊儿女、聊村里新修的路。分别时，老奶奶说：“你这妹子，可曾有60岁啊？又年轻又好看，还会照顾人，真亲！”一句“真年轻”，一句“真亲”，抵过多少奖杯！那年，已80岁的陶玉玲，听了观众的这些发自肺腑的话，怎么能不感慨万千！

真正的明星，是在尘埃中也能开出花来的人。从《柳堡的故事》到《霓虹灯下的哨兵》，从特殊时期的沉寂到复出后的《三个失踪的人》《二泉映月》《任长霞》《没有航标的河流》，她的艺术生命见证了中国电影的起伏跌宕。无论角色大小，她都全心投入。拍《飞越老人院》时，她坚持要体验养老院生活，在那里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她说：“咱们这代人，演戏不是技术，是心术。心里有人民，角色才有魂。”

2025年夏，她和田华老师等8位艺术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自己在电影创作中的心得体会。7月10日，收到总书记的回信后，她激动得一夜未眠，第二天召集女儿一家，一字一句地说：“我要做一个好党员，我要做一个好演员。我的一生就是这两句话。”说这话时，91岁的她腰板挺直，眼神清澈如少年，而只有家人才知道， 30多年来五次罹患癌症，她与病魔作斗争，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历经磨难，但痴心不改。老太太有一句话挂在嘴边：“活着干，死了算。”

如今，陶玉玲老师真走了，在2026年1月15日的下午，平静地回到了她挚爱的土地。可我总觉得，她没走。她在《柳堡的故事》那艘小船上，在《霓虹灯下的哨兵》那马路边，在南通文工团那辆吱呀作响的板车旁，在每一个把观众放在心尖的后辈电影人心里。她留下了一个问题：当资本裹挟、流量至上的喧嚣几乎淹没电影艺术的本真时，我们该成为怎样的电影人？她又留下了一个答案：俯下身去，为人民拉车；抬起头来，看精神灯塔。

陶妈妈，开年我又想去拍一部电影了，无论投资大小，只要表现我们的老百姓，有钱没钱我都想去拍好它，讲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往后的首映式上，我一定会深深向您鞠躬：“这部电影，献给所有像陶玉玲老师那样，永远为人民拉板车的电影人。”

陶老师，您放心，您的板车，有人接着拉；您点燃的灯，在中国电影的漫漫长夜里，一颗一颗，亮起来了。

（作者为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中影集团一级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