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恶意》作为一则媒介社会寓言，其叙事核心揭示了数字时代舆论演化的复杂链条，影片通过对一场虚构网络事件的完整呈现，精准映射了从“碎片化引爆”到“群体极化”，最终导向“社会性死亡”的生成逻辑。其价值不仅在于现象描摹，更在于对技术中介下的社会心理、信任缺失与治理困境的深刻揭露，为理解与应对当下舆情生态提供了关键的批判性视角。

媒介自反性：

电影的叙事与网络逻辑的镜像

《恶意》的叙事起点，是一个被抽离语境、充满道德指控的信息片段，在注意力稀缺的竞争中，情绪张力而非事实完整性成为信息筛选与分发的首要标准。从“自反性”视角审视《恶意》的叙事结构，其本身就是对网络传播逻辑的模仿与批判。影片大量使用分屏、快速剪辑、弹幕覆盖画面、手机屏幕特写等视听语言，不仅呈现内容，更使媒介形态本身成为被审视的对象。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认为，电影具有揭示社会“表面现实”之下“心理模式”的能力。《恶意》中不断插入的社交媒体界面、闪烁的消息通知、飞速滚动的评论，恰恰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表面现实”——一种由碎片化、即时性、情绪化信息流构成的心理景观。

影片中段那场关键戏——不同角色在各自封闭空间内对着屏幕做出相似愤怒表情的蒙太奇，成为詹姆斯·凯瑞所说的“媒介仪式”的视觉化呈现，他提出传播作为“仪式”而非“传递”的经典定义，舆情事件在这里成为维系特定世界观、强化群体认同的仪式性活动。电影通过平行蒙太奇，揭示了这种仪式的共时性与虚拟在场感，而角色的物理隔离则暴露了这种“联结”背后的实质孤独与隔阂。

拟态环境的双重构建与崩塌

电影中的角色生活在一个由算法筛选、情绪主导的次级拟态环境中——他们看到的是被加工、扭曲后的事件版本，沃尔特·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在影片中得到双重演绎，电影自身作为“拟态环境”的建构者，通过主观镜头、有限视角的叙事，让观众最初也陷入了与角色相似的认知局限。我们与角色共享着同一种信息匮乏与情感驱动，直到影片后期更完整的信息被揭示，这种设计迫使观众进行自我反思：我们在现实网络中，不也常是这种不完整“拟态环境”的囚徒吗？影片中，网络上的符号斗争（表情包、口号式评论、标签）逐渐取代了对真实事件的关切，甚至开始重塑现实人际关系。一场发生在小团体间的私人纠纷，被加工成符合公共叙事模板的“道德剧”，其符号意义已完全脱离了原始事件的复杂肌理。电影的悲剧性正在于此：当仿真取代真实，判决便发生在事实澄清之前。

深刻揭示舆情中的“权力关系”

《恶意》的视觉修辞深刻地揭示了舆情中的权力关系。镜头语言有意制造了观看的等级：起初，观众与网民群体共享着对“被指控者”的俯视视角与道德优越感；随着叙事推进，镜头逐渐转向对被围攻者的特写，捕捉其逐渐崩溃的心理状态，观众被迫从“审判的共谋”转向“痛苦的见证者”。这种视角转换，是对网络暴力中视觉权力的批判——在舆情事件里，谁被看、如何被看、被谁看，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运作。

在《恶意》中从个体心理层面扩展到社会监视机制，方面无数匿名的、聚合的“凝视”通过银幕投射到个体身上，形成福柯意义上的“全景敞视主义”的当代变体。但这种凝视是割裂的、非连续的，它不追求真正的监督与规训，而只满足于瞬间的道德情绪发泄。影片中那个不断出现的、象征着无数眼睛的“围观直播”界面，成为扭曲社会凝视的绝佳隐喻。

叙事断裂与真相的不可抵达

与传统线性叙事不同，《恶意》采用了多视角、非线性的叙事策略，不同角色提供的碎片化信息相互补充也相互矛盾。这种叙事上的“断裂”与“不可靠叙事”，本身就在形式上呼应了后真相时代的特点：不存在一个权威、统一的叙事版本，每个人都困在自己信息与偏见的牢笼中。观众如同在现实中一样，必须主动拼贴、判断，却永远无法获得“上帝视角”的全知真相。这种叙事策略带来的不适感，正是电影想让观众体验的认识论困境。舆情事件的爆发与失控，往往与制度化信任渠道的阻塞或效能不足相关联。当公众对正规机构的纠纷解决机制、信息透明度与公正性存疑时，网络空间便可能异化为一种寻求“即时正义”与情绪宣泄的替代场域。影片中的公众愤怒，部分可解读为对社会不公的普遍焦虑、对权力失衡的无力感以及自身风险境遇的投射。然而，这种以网络暴力为手段、以摧毁个体为代价的“舆情审判”，非但不能修复社会信任，反而进一步侵蚀公共理性与法治根基，形成恶性循环。

《恶意》最终超越了对特定现象的描绘，成为一面审视媒介化社会生存状态的“黑镜”。它运用电影独有的视听语法与叙事潜能，将抽象的传播理论——如群体极化、沉默的螺旋、议程设置——转化为可感、可怖的情感体验。电影在此不仅“反映”现实，更通过形式与内容的互文，执行了一种批判性的媒介干预。它提醒我们，在舆情汹涌的时代，重要的或许不仅是辨别信息的真伪，更是对我们自身认知方式、情感结构以及嵌入其中的媒介技术环境保持持续的自省。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意味深长：事件看似平息，但新的热点正在酝酿，界面刷新，循环即将开始。这暗示着，除非我们深刻理解并改变驱动这套逻辑的技术架构、社会心理与话语结构，否则《恶意》中的故事，将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而是我们不断书写的现实。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