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兰晓龙编剧、孔笙执导，肖战、彭昱畅、周依然领衔主演的电影《得闲谨制》，将1937年至1943年间的战争进程浓缩进莫得闲一家沿长江颠沛流离的流亡轨迹之中，使个体生存与五千万人口大迁徙的宏观历史图景形成嵌套关系。由此，戈止镇不仅成为该片情节的发生地，也被塑造成中国广袤国土上无数战争现场的微观投影，在炊烟与炮火的交织中，个人命运与民族浩劫彼此映照。这种以小切口展开的影像叙事，相较于全景式战争书写，更能触动集体记忆的情感维度，在历史烟云中勾勒出普通人鲜活而坚韧的生命图景。

南京大屠杀作为中国现代史中最为惨痛的历史事件之一，是中华民族创伤记忆的核心符号，长期以来在影视再现中被置于宏大叙事与灾难图景的中心位置。传统抗战题材作品往往通过集体死亡、极端暴力与强烈情绪动员来完成历史记忆的建构，叙事重心集中于民族受难的规模性与侵略暴行的残酷性。在这一范式之下，历史震撼力被不断强化，但普通个体的生命经验却在宏大历史书写中逐渐被抽象化、符号化，甚至消失。《得闲谨制》正是在对这一既有影像传统的反思中，选择了一条明显不同的叙事路径。从叙事结构上看，影片对南京大屠杀采取了明显的“去现场化”处理策略。

该片并未正面呈现屠杀现场的暴力图像，而是以“目睹—逃离—流亡”作为叙事起点，将屠杀经验内化为人物心理与行动的前史。这种处理并非弱化历史暴力，恰恰相反，它将暴力从可视化的灾难奇观转化为一种长期笼罩人物生活的存在性压力。在这一意义上，南京大屠杀不再只是一个需要被反复展示的历史事件，而成为一种结构性创伤，持续影响着人物对生存、安全与家园的理解。主人公莫得闲的行动动机，并非源于宏大的民族意识或先验的英雄使命，而是直接源于亲人被杀、家园破碎后的本能反应。这种高度私人化的生存逻辑，将影片的叙事重心从为国牺牲转向如何活下去，从而有效摆脱了英雄叙事中常见的价值预设，使故事进入一种更为复杂而真实的伦理空间。

这种叙事策略可以被视为一种“后灾难记忆”的影像表达。通过对流亡路线、小镇日常与暂时安宁的细致描绘，《得闲谨制》将南京大屠杀从一个历史终点转化为一个持续展开的过程，使其成为普通人生存经验的一部分。这种对历史的处理方式，构成了对传统灾难影像叙事的重要反思；相比通过不断强化暴力图像来唤起记忆，影片选择通过“未被消化的日常”来呈现历史创伤，强调战争并未随着屠杀的结束而终止，而是以更隐蔽、更持久的方式侵入个体生活。

在人物塑造层面，《得闲谨制》进一步深化了非英雄史观的叙事立场。影片的核心贡献在于以严谨而充满同理心的方式，呈现人物从麻木与胆怯到集体决绝的转变过程。影片几乎完全拒绝“天生英雄”的设定，将所有角色置于恐惧、犹豫与自保的现实困境之中。无论是只想保全家人的工匠莫得闲，还是拥有武器却迟迟不敢开火的炮兵队长肖衍，抑或执念于祖先牌位与家畜的老人，他们的行动动机均源自具体而有限的生活诉求，而非抽象的民族使命或崇高理想。这种人物书写方式，与传统抗战电影中“英雄先验”的叙事逻辑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既有范式中，人物往往自始便拥有清晰而坚定的价值立场，其行为只是既定信念的外化；而在《得闲谨制》中，人物的觉醒非宏大的价值唤醒，而是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后的被迫选择，当退路被彻底堵死，反抗才获得伦理上的必然性。影片通过邻居的遇难、尊严的丧失、沉默的相互观察等一系列微妙却持续的触发事件，细腻地刻画了这种觉醒生成的过程。这种觉醒并非来自理性宣言或情绪动员，而是从生存本能深处生发而出，并在无言的默契中形成共同体认知，最终在临界点转化为集体性的决绝行动。影片所呈现的光辉，并非无所畏惧的英雄姿态，而是认清恐惧后的超越，是脆弱个体在相互依存中凝结出的共生勇气。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并未将反抗行为浪漫化，而是有意保留狼狈、不确定甚至偶然的特征，使普通人在暴力面前仅仅保持住最低限度的尊严，由此形成一种底线伦理的实践。这一叙事取向体现出鲜明的人民史观立场，历史行动的主体不再是少数高光人物，而是由无数在恐惧中作出选择的普通人共同构成。南京大屠杀在此不仅是民族苦难的象征，更成为不断迫使个体进行伦理抉择的历史情境。通过这种人物刻画方式，影片在情感表达上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观众并非被引导去崇拜英雄，而是被邀请去理解人物的迟疑与脆弱，在认同中完成对历史的再思考，从而激发基于共同人性理解的道德共鸣与更为内在、持久的历史记忆和反思。

在影像层面，《得闲谨制》通过对空间与时间的高度压缩与重组，实现了对南京大屠杀记忆方式的进一步转化。故事被限定在一个近乎封闭的小镇——戈止镇，这一空间既非南京城的核心区域，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前线战场，而是一个介于前线与后方之间的暧昧地带，成为暴行蔓延的微观缩影与命运孤岛。在这一空间中，小镇的街巷、宅院与公共场所不再只是叙事背景，而被赋予了承载具体生存压力的戏剧性功能。关门上锁、维持生计、追索家畜、传递隐秘信息等看似琐碎的日常行为，在战争语境中被不断放大，成为普通人试图维系生活连续性的脆弱努力。影片正是通过对这些屠杀之外时空的细密书写，打破了同类题材惯用的叙事节奏，使历史时间不再凝固为编年史中的惨案节点，而转化为流淌在人物呼吸与犹豫之间、充满焦虑与不确定的生存过程。

在影像调度与整体叙事调性上，影片进一步强化了战争对日常秩序的持续侵蚀。战争不再只是枪炮密集的前线事件，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渗透进看似平静的生活内部，悄然显露其荒谬性与残酷性。影片对黑色幽默的克制运用，也构成了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幽默并未消解战争的严肃性，而是通过制造认知错位，使观众意识到日常生活如何被战争推向荒诞边缘，从而避免情绪的过度煽动，并为反思留下必要空间。在这种微观、日常化的影像实践中，历史暴力并不以结论性的方式被呈现，而是在细节的凝视与时间的延宕中持续回响。记忆的重构由此获得一种浸入式质感，观众被迫与角色共同经历与恐惧共存的漫长时间，并在琐碎日常中体会勇气如何被缓慢积蓄，最终理解那场殊死一搏所需付出的巨大心理代价与集体动能。

（作者单位：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