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的一天，我走进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办公室人事科（也可能是保卫科）的小办公室，递上我写了半天也只有一页的求职材料。接待我的是科长王廷元。后来才知道，在读研究生的所有个人档案都由他保管，直到后来有了人事处。他看了我的那页简历，问你有推荐信吗？我说没有。看到他的脸色没变，我一下平静下来。屋里还有一位总带着笑模样的年轻人——赵炜晶，二十年后他成了研究生部副主任。

面试我的是中心副秘书长奚姗姗，前面随意问了几句之后，便直接问我愿不愿意去研究生部工作。我从大学教务处调出来就是因为不愿意干教务工作，这时立马就有一种才出什么口又入什么窝的感觉。幸好自己多问了一句，在研究生部工作能评职称吗？奚姗姗磕巴都没打，“当然了，只要你努力，在电影研究上有成果，就能评职称”。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之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再有这种面试，不会再发生这种谈话了。

那时研究生部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副主任王亮衡，另一个是杨正铎。还有两位同事——王征和金诚，是北京电影学院过来做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的。杨正铎调走之后，又来了一位女同志，叫徐秀俐。过没多久，鉴于当时中心有高级职称的人极少，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何鸣雁调入中心，成为研究生部的一把手。

我在研究生部主要负责给研究生安排教学看片，借机把馆藏片目和档案室卡片都翻了个遍。因工作关系，我跟学术活动部做影片管理和录像管理的人联系比较多，科长谷若娜负责受理看片申请，施小韵负责开出库单。当时研究生专有一个看片室，叫“三放”，从那时到新世纪初，给学生看的全是胶片。专属“三放”的放映员是鹿恒利和徐言乔，把门的师傅叫廖静静，喜欢招呼年轻同志入场看电影，说搞电影的就应该多看电影。后来我负责研究生部的时候，常把我知道的馆藏珍品拿出来放给学生看。记得《让娜·迪尔曼》竟把廖静静看哭了，导演香塔尔·阿克曼说这部影片是献给她妈妈的，信其然也。80年代看录像基本是大3/4的专业录像带。录像科当时有杨文兰、白鹤、马力伟、张玲。全中心，特别是研究生部和研究室的录像设备，都由她们管。

《当代电影》杂志与研究生部同龄同领导。当时从陈荒煤以降，领导和导师们都鼓励学生发声。学生在校期间编辑部就组织学生写文章、开研讨会了。当时的编辑部主任沈及明还另有一绝活。那时看外国电影都是翻译老师对着话筒同声传译。沈及明老师不会外语，但特别能强记，看一两遍就能把情节和台词全背下来。然后遇到放映电影找不到翻译的时候就自告奋勇上去翻译，居然也大差不差，下面观众完全听不出来。

1988年我调入电影美学室，职称也顺利进入研究系列。1998年研究生部主任王亮衡突然病逝。陈景亮馆长找我谈话，要我去研究生部主持工作。当时想领导这么看得起我，不干不好意思。于是一干就是十一年。

上任之后发现研究生教育在中心的地位并不稳固（甚至中心这块牌子也不太稳固）。首先，上面没有专项经费拨款，中心当时也没啥收入，教育经费据说只能靠中心总经费里各处挤一些出来。于是相关部门意见很大，全仗陈馆长主持，研究生部才保留下来。为减少预算，也因为学生宿舍比较紧张，研究生招生在四年一招的基础上招生人数再减一半，1998年只招生9人。我觉得四年一招其中还“休耕”一年，有点不好意思，经领导批准就改为三年一招。于是2001年招生9人。后来教育经费情况好转，从2004年起恢复每届20人的招生人数，但还是三年一招。到2010级以后才开始每年招生。

上任后碰到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即研究生司1996还是1997年做了一次全国研究生培养机构的大调整：各部委所属的研究生培养机构尽可能归并到高等院校，各部委不做归并、自己保留的研究生培养机构如已经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就继续保留，还没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以后一律不再批准。这对中心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个沉重打击。所以我上任后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去北京市学位办特别是国务院学位办，找他们的主任也就是研究生司的司长提出各种申诉及理由，希望能批给我们博士学位授予权。我80年代在研究生部工作时认识的研究生司年轻人到90年代末大多升至中层，中层干部有的已经是局级了。大家都很客气，只有新上任的学位办主任（司长）非常强硬，一句活话没有。谈了几次，只好作罢。后来听说之后的分管领导和研究生部负责人2010年左右都去北京市学位办和国务院学位办“运动“过，大约是怀疑我工作没做到家才没拿到博士学位授予权，但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2000年，北京广播学院（即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想申请电影学博士学位点，但其专业实力较弱，恐难获批。经“高人”指点，刘继南院长就来找陈馆长谈联合申请电影学博士学位点。两位领导一拍即合。之后广院出钱给中心研究人员出书，分批授予中心博导资格（二十多年来，中心博士生导师计有郦苏元、胡克、张建勇、陈墨、李迅、皇甫宜川），资料馆、广院互邀教师讲课，广院每年注资《当代电影》等等各种愉快合作。

在我负责的四届研究生教学中，我比较注意过去教学模式和师资的延续，因为我觉得中心研究生教育一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这是非常重要的。而资料馆自己的研究人员到90年代中后期已经有了长足的精进，也有了很丰富的学术成果，初步形成学风严谨、治学扎实的研究特色。中心研究人员继承80年代老一辈高瞻远瞩的创业精神，持续夯实中心研究生教育的优良传统，并以崭新的风貌树立起中心独特的学术声誉。另外，我也注意选聘中心外的、当时已经成长起来的中生代学者作为授课老师，形成对研究生整体课程的良好补充；同时利用我与青年导演比较熟悉的优势，请他们过来讲课，与学生交流，以此扩大学生对电影创作和行业现实的了解。

当时的研究生部有先后担任副主任的刘苏林和赵炜晶，还有徐秀俐、连秀凤、迟宁、周舟、郭欣。无论是教学、教务还是学生管理，他们都做得兢兢业业，有条不紊，十一年间风平浪静，极大地支持了教学计划稳定、优质的实施。

我很欣慰在中心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为之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想起中心举办第一个外国电影回顾展（英国电影回顾展）时，我怀着景仰和憧憬第一次走进“大放”（现在的艺术影院），想起没有丝毫“背景”的我，迈进资料馆人事科那一刻的勇敢，我在此地长达35年的工作也算对得起当年那份“初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