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白（前排左二）、陈犀禾（前排左一）

转眼，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读电影学研究生的生活已经过去四十年有余了。

我是1982年2月寒假以后进入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简称“文研院”，即现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的。在那之前，我在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考入位于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前夕，在报上看到文研院的招生广告，其中也有电影系，招生名额三个，导师是著名电影史学家、《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李少白，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因为我在考入大学前在宜宾造纸厂当工人时,就一直对电影艺术感兴趣,曾经写过一个电影剧本,是关于“文革”中一对年轻人命运的故事,投到“峨影厂”。“峨影厂”编辑曾经找我谈过修改意见，改了几次，后来不了了之。进入大学之后，我的专业是中国语言和文学，业余也写一些小说在学生刊物上发表,对艺术创作兴趣不减。1978年看到北京电影学院本科各专业招生的消息,曾感到十分羡慕和遗憾,但也无可奈何。我的电影梦似乎越来越遥远了。

没想到圆我电影梦的机会在我大学毕业时再次出现。后来我才知道，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所的这一次招生也是我们国家高等教育中第一次招收电影学的研究生。初试的笔试是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参加的，我当时的状态极好，卷子写得满满的。记得初试有一道题,是在当时流行的十部电影中选一部进行评论。我选的是日本电影《人证》，中心观点是阐述影片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金钱和地位的追求如何最终泯灭了人性。这些道理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是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看惯了样板戏和高大全模式的电影,再看日本电影,不免有种震撼的感觉。下笔的时候文思泉涌、气势如虹,自我感觉极好。复试则是到北京去面试。那时已是1981年的秋冬之交,一个同学还借给了我一件绿色的军大衣。

复试是在恭王府深处所谓“九十九间半”中间电影所的一个办公室进行。办公室不大,也就十几平方米,和我想象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相去甚远。屋子里一圈人靠墙围坐着,我被安排坐在靠门口的一个椅子上,我的对面是李少白老师,还有电影所负责和我们考生接洽的杨振铎老师，其他老师大都不认识。复试的题目当场抽签，我抽到的题目是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理论的问题。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新时期刚刚开始,各种创作思潮和理论十分活跃,在大学的时候对这些发展也十分关注，于是就滔滔不绝地阐述起来。席间有一个老师（后来知道是郦苏元老师）对我的阐述中的一些论点提出了质疑。我则坚持自己的观点，力图自圆其说。下来以后，心里却不免有点担心自己的“顶撞”。当天晚上，杨振铎老师出乎意料地来到我住的地方。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一会儿，没有直接谈到考试的事情。但是从他的态度来看，似乎没有任何对我不利的暗示。毕业分配前夕，我得到了电影研究所的正式录取通知。当时激动和欣喜的心情难以言表，同学和老师纷纷表示祝贺。

当我1982年春节以后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报到时才知道，电影研究所这次录取的学生不是三个,而是六个。后来研究生部的老师对我们解释说：由于电影所的老师对这次考生的质量比较满意,所以决定扩大招生名额,从原来的三名变为六名。他们是：钟大丰(北京师范大学77届)、张爱华(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王汉川（山东大学77届）、鲍玉珩（首都师范大学77届）、刘牛（福建师范大学77届）和我(西南师范大学77届)。导师原来只确定了著名电影史学家李少白一人,后来又聘请了著名电影评论家和剧作家贾霁。其中，钟大丰、张爱华、王汉川为电史方向研究生，导帅李少白；鲍玉珩，刘牛和我为电影理论方向，导师贾霁。另外，两个方向还各设一个负责专业辅导的班主任，电影史方向的班主任是王亮衡，电影理论方向是郦苏元，杨振铎是我们的辅导员，我是电影系学生的班长。

由于电影所是当时国内第一次招研究生，北京电影学术圈内对电影研究所首开国内招收电影研究生的先例颇有议论，主事的李少白老师面临很大压力。当时贾霁老师身体不好,较少到研究生部和电影研究所来。主要是李少白老师和他的助手王亮衡、郦苏元、杨振铎等费了很多心思来设计课程，制订教学计划，聘请讲课老师，联系影片观摩，安排各种教学活动。李老师对我们学生要求严格，几近苛刻，很少表扬学生,同时对自己的教学工作也极其认真。他给我们主讲了“中国电影史”这一核心课程。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种种细节,对李老师当时面临的各种压力及其一番苦心,有更深休会。如李老师当时的神情以严肃居多,观点表述也力求严谨，并不似后来的放松、超脱，并常面露笑意。好在当时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整个教学体系比较完备和成熟，戏曲、音乐、美术等系已办学多年，且大师云集，如戏曲所的张庚、郭汉城，美术所的王朝闻等，给电影所增加了不少助力。（下转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