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题材电影尤其需要面向人民和生活，提炼出观众喜闻乐见的精彩故事、动人故事。近年来，一批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例如《野孩子》取材自“流浪兄弟”事件，聚焦“社会困境儿童”群体；《出入平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在天灾面前人们如何做出抉择的故事。

圆桌论坛上，刘江江表示：“《出入平安》的故事是真实发生在唐山大地震期间，我们翻阅了当时的纪录片，采访了很多当事人和一批刑满释放人员，也到这个事件所在的看守所去采访，我主要负责故事的架构。影片中的氛围、美术、置景则是我们主创团队的集体创作。”

殷若昕谈到，自己与制片人聊剧本的时候达成了一项共识，《野孩子》不应去展示苦难或故意宣泄某种情绪，也不是一个猎奇的犯罪故事，我们更加注重这些孩子在平时生活里的状态，展现人性的温度，探讨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谈到对《出入平安》《野孩子》的观感，尹鸿表示，两部作品都实现了对特殊性的寻找。“一个题材、一个故事、一个人物，最关键的就是特殊性，但不一定是猎奇的，这是非常好创作经验。”他说，“从《人生大事》《我的姐姐》到《出入平安》《野孩子》，都带有某种温暖，作品可以给予人力量。《我的姐姐》不管前面有多冷多酷，到最后一定翻转回来，而且是找到了故事逻辑、完成了自然而然的翻转，这都体现了对现实主义的深刻理解。”

左衡在论坛上提出，刘江江和殷若昕的作品，都会把人物放置在并不舒适、甚至带有一点痛苦感的情境中，并通过这个情境中的抉择与行动，为观众敞开一个相对温暖的结局。尹鸿表示，电影需要极致性，这个极致不能脱离生活，但可以是生活中一瞬间的爆发点，人在危机状态中，面对所有能量之间的对立，都会有爆发。《人生大事》《出入平安》用反差的特殊性释放对人的理解，《我的姐姐》《野孩子》同样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极致性。

殷若昕坦言，《我的姐姐》上映后，一些关于母女关系、姐妹关系、姐弟关系的项目会联系她，但殷若昕寻找的，是自己的身份与他人产生联系时，某一时刻的特殊的故事。“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我常常要寻找我的人物，用大量的时间看新闻、看非虚构文学，看很多电影。我作为观众，可以沉浸式地看一个故事，但当我跳出来成为一名创作者，还需要不断在生活中去寻找，去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