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2024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少年单元入围影片《与艾琳的那个夏天》在平遥电影宫进行了它的亚洲首映并以其独特的艺术创造力与表现力征服了观众。

规训与自由：

对生命本质的理解与探求

创作者在人物的设定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别出心裁的设计，一群身患白血病的女孩在白血病康养院里接受疗养，以观众对弱势群体的同理心建构起观众对主角的情感认同，这几乎是俗套的固定套路。

当讲起主角克拉拉和艾琳要逃离疗养院的原因时，导演却并不直接叙述疗养院对患者的压抑与二者间的激烈冲突，转而通过表现患者群像与她们在疗养院中的生活点滴——被严格安排好的活动与休息时间、一日三餐的固定菜式、集体游戏中随时可能下达的指令和骤停的音乐，以及被车窗玻璃困在车内只能遥望窗外高楼的女孩。以这样一种旁观的视角切入，在上述场景中看似不经意地表达出主角艾琳与克拉拉所遭遇的客观因素上的约束与规训。

而这种规训，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交往中的压迫与控制，更在影片中上升到了生命的本质层面，即人在面临疾病与死亡的威胁时本能的恐惧与绝望。因而，与多种意义层次的规训对抗所获得的自由，也同样被赋予了形而上层面上西西弗斯式的同宿命抗争的意味。

故事所架构的时空背景则是在1997年，千禧年前后。创作者也以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代来表达年轻人主观认知上对未来的迷茫与恐惧。主客观世界面临的双重困境，为主角克拉拉与艾琳逃离规训，追求自由做了合法性的铺垫。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这样写道：“鲁莽也比怯懦更加接近勇敢”，艾琳便是这样一个人物，勇敢，或者说是鲁莽，而精神世界又极度单纯，往往对做出的决定抱有不计后果的坚持态度。即使是在病情恶化时，她也选择毅然出走，以一种英雄史诗式的方式完成自己的一生。而克拉拉则完全不同，她的外表冰冷，对周围的世界总是以一种冷峻的视角去旁观，她并不在集体中驻留，转而以阅读的方式观照自己的内心，故而她的精神世界极度丰富，心脏中包含着巨大而热烈的情感。创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创设来形成一种镜像关系，进而表达女性交往之间细腻的情感与共同面对疾病威胁与死亡宿命的伟大力量，并从中发出女性集体团结起来，勇敢追求自由的呼唤。

对立与共生：

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影片中导演使用了大段的时间与篇幅去表现女性与自然融合的美感，无论是上岛之前克拉拉在树下读书，还是上岛后两个女孩的衣服与岛上黄褐色岩石所构成的呼应，抑或是影片最后克拉拉与艾琳侧躺在沙滩上沉睡的场景，都表现出作者对传统定义下“女性的自然化”以及“自然的女性化”的一种批判，并提出了反抗这种偏见并重塑其意义的方式——即女性融入自然之中，在自然中找寻自己的生命意义与终极价值。当两个女孩游玩时，导游如此介绍西西里岛上的古建筑：“人造建筑空间与自然空间只是一线之隔”。在西西里岛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男性、女性与自然并非充满距离和对立的，而是形成了和谐而圆融的共生环境，他们彼此接近而热忱，具有同等表达话语与情感的权力，这也传达着创作者对于两性关系与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独到的艺术见解和价值理念。

在故事情节的线性展开过程中，一些关于女性力量的微末表达尤为让人感动。与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凝视关系不同，在影片中，所有的男性都反被置于被观察者的位置上，而女性角色则是打量和审视的一方。初来小岛的某天，艾琳与克拉拉一边晒太阳，一边观赏着男孩们在海中游泳嬉戏。当发现自己被男孩注意到时，艾琳自信满满地向克拉拉承诺“他们将会来找我们要香烟了”。对于所谓男性性征与男性魅力，女性角色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并不是惯常的生殖崇拜，而仅仅只是旁观与解读。

象征着话语权力的DV机也始终出现在女性角色的手中。在街边的餐桌上，克拉拉与艾琳为影像中两位男性的对话场景进行配音，二人本身的对话被做了无声化的处理，观众唯一能听到的只有两个女孩完全出自自己的揣测所进行的配音，进而为两个女孩的讲述创设出的语境所询唤。导演借此表达出女性并不是屈从于男性的第二性者，她们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应当有对男性进行凝视与解读的权利，以这样巧妙的构思突出女性的话语权力与主体性。

而在少女们之间的对谈里，语言的交流往往被目光的对视所取代，少女的心声则通过恰到好处的音乐来表达。言不尽意，对于在情感传达与感知方面更加敏感的女性角色来说更是如此。创作者于是采用这样一种独特而贴切的视听语言，重现着女性内心世界的细腻柔软与交流过程中独特的情感表达形式。更使观众经由银幕形象，望向自身的生活体验，进而再现并完善女性的集体记忆和共通的话语系统，呈现更多种女性叙事与女性书写的可能性。

时间与永恒：

以影像方式固化的生命观

作为以患病少女的逃离故事为主题的影片，其底层逻辑便是展现人性对生存的本能渴望与即将到来的死亡宿命之间的基本矛盾。但与传统的类型片不同，导演似乎并不致力于将其定义成一出在必然宿命降临前人们的挣扎与无奈所构成的悲剧，而更多着墨在表现两个女孩在成长中情感的复杂性，在享受当下与对死亡本能畏惧的矛盾中拷问生命真谛而最终形成完整生命观的过程。

当谈及生命的有限性与许多未竟的理想时，克拉拉讲，“与其说是想着，不如说我是在想象着那些事，特别是在我睡不着的那些夜晚里，我躺在黑暗里感觉自己正在消失”。当面对生存的困境时，克拉拉以生命轮回的美好想象安慰着自己与艾琳。克拉拉是一个酷爱阅读的理想主义者，她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无人区，在那里我们可以完全地主宰我们自己”，在那里没有时间的流动，没有生命的消逝，在绝对自固的乌托邦里我们可以超脱一切。艾琳则认为人生没有什么另一世，而“离别是人生的常态”。她将残忍的事实摆在面前，以决绝的姿态面对着既定的事实。

两位主角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直面生命的荒谬本质，的确，人生没有什么另一世，所以要尽全力过好这一世。“我要爱，要生活，要把眼前的一世，当作一百世一样”。在起终点已被划定的生命过程中将热切的情感投射，本能的欲望宣泄，用DV机记录某些瞬间，以影像来触摸梦寐以求的永恒。正如史铁生所说，“我一定要把我的忠贞、我的热情、我的好奇心、我的爱浪费在这个世界上，把一副空壳留给死亡”。

因而，当影片最后将镜头投向广阔的洋面时，克拉拉在独白中以恬静的态度面对艾琳的死亡。人的确太渺小，“死亡是必然降临的节日，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可它同样极伟大，即使是造物主的伟力，也仍有它无法从世上抹去的记忆与痕迹，就好比，与艾琳的那个夏天。

作为新生代主创团队的出品，《与艾琳的那个夏天》以其诸多可圈可点之处，触及到了年轻人心底的柔软，是近来鲜少看到的青年创作优秀作品。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