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国首部以麋鹿作为重要角色的家庭亲子题材电影《奔跑吧，麋鹿》在湖北荆州举行全国首映礼。影片讲述一位因车祸而患上“创伤应激障碍”的女孩，开始自我封闭，拒绝与外界交往。她在夏令营巧遇俏皮可爱的长江麋鹿，在一群友善而富有爱心的陌生人的帮助下，开启了一段充满传奇的成长与救赎之旅。影片已于9月5日与观众见面。

首映礼不仅邀请到了主创团队与观众交流，还邀请到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工、东北林业大学野保硕士张玉铭，他带来片中的重要道具——麋鹿自然脱落的巨大鹿角，向观众科普麋鹿的专业知识。他介绍，如今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麋鹿已经增加到3800多只。

来自石首的女子体操奥运冠军管晨辰，通过视频为电影进行推荐：“这是一部温暖励志的电影，讲述一个心灵受伤的女孩被麋鹿、大自然和善良的人温情治愈的故事。”她的父母也在现场分享了观影感受和教育经验。

现场观众在看完片后也表达了对影片传递的教育理念的肯定，荆州市地方铁路有限公司机务段党支部书记赵志忠表示：“这部影片对我的教育意义很大，影片中强调的‘尊重与平等’对于父母来说是必修课，我们是帮孩子们‘扶梯子’的人，而不是决定孩子去哪儿的人。”

作为教育工作者，影片导演、编剧金宜鸿在影片中投射了大量的身边人、身边故事让影片更加细腻真实。他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遇到过太多有心理障碍的学生，还亲自对一些学生做过心理辅导。他发现，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心理问题原因可以归结到童年时期受到的伤害或者缺少关爱所致。大部分同学通过心理干预和正规的医学治疗，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令人心痛的是仍然有少数人依然长期承受着心理疾病的煎熬。最终，影片主题在他的笔下化成了“用童年治愈一生，不用一生来治愈童年”。

▶ 缘起：

创作一部有关麋鹿的电影

《中国电影报》：您最开始创作这部影片的契机是什么呢？

金宜鸿：最早接触到麋鹿，是通过湖北电视台纪录片部张溶老师拍摄的纪录片《重回长江的麋鹿》。纪录片一拍就是三年，素材库中保存着大量珍贵的镜头。当时，纪录片部主任张昌旭就动议，说能不能创作一部关于麋鹿的电影，把这些珍贵的镜头利用起来，让它们发挥更大的价值。

说起关于动物的电影，很多人想到的是做动画电影，但这一议题很快被否决，因为动画电影成本太高，周期太长。于是我们琢磨着以怎样的故事来呈现麋鹿，我们找了好几个编剧来写故事，要求只有两条：一、现有的珍贵麋鹿素材要能巧妙地融入到电影中去；二、必须是真人故事电影。但最后，编剧们始终找不到好的故事切入点，更找不到麋鹿素材镜头如何能够有机融入故事的有效办法，于是，故事只好我们自己来写。

《中国电影报》：为何想要通过麋鹿与亲子关系联系在一起呢？

金宜鸿：因为在湖北荆州石首国家级麋鹿自然保护区亲眼看到麋鹿后，我觉得自己在大自然面前好渺小，但有一种“治愈”的感觉萦绕在心头。在回程的路上，我便思考电影故事的主题能否围绕“治愈”来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治愈谁？怎么治愈？故事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又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中间的情节推进该如何进行？偶然间翻看相册时，一张照片让我灵光乍现，那张照片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带学生去四川绵竹给当地的小学生们做心理辅导时拍摄的，那天，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大概只有5岁的小男孩走了很长的山路，来到我们住的帐篷，母亲告诉我说孩子是他们学校在本次地震中为数不多的现存者，现在每每碰到打雷、狂风、暴雨的时候就浑身抽搐、极度恐惧，严重影响到孩子的正常生活。看得出母亲为此焦虑不安，我一听，大致能判断这就是典型的“创伤应激障碍症”，需要进行心理辅导。

说起创伤应激障碍症，我自己是有亲身体会的。1997年的夏天，当时我在北京电影学院暑期进修班学习，一天傍晚，我们三个同学过学校对面的马路，被一辆超车的小车撞倒，我的伤势最严重，这次的车祸导致我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过马路会产生严重的恐慌感，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总是显得手足无措。

于是，这个小男孩的故事和我自身的经历就构成了影片中刘欣如的原型。“儿童、恶梦、心理障碍、焦虑的母亲、治愈”等等，这些词汇渐渐汇聚到一起，故事的轮廓初显：一个有患有“创伤应激障碍症”的孩子，和焦虑的妈妈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在医生的指导下，妈妈带着孩子走向大自然，在麋鹿生态园遇见麋鹿精灵和几个爱心之人，母女得以治愈和救赎。

▶ 拍摄：

打造治愈人心的艺术电影

《中国电影报》：影片中出现的人物似乎每个人都有“残缺”，为什么呢？

金宜鸿：我们的电影中没有反派人物，他们就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缩影，每一个成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痛”，妈妈夫丧子病、柳叶腿疾、秦皓明因妻子的不理解而离婚、老姚老伴离世。在我看来，现实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痛，这也是生活常事，也是生活常识。

《中国电影报》：影片中没有太强的戏剧冲突，也没有太多煽情的音乐，在创作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金宜鸿：我们要拍一部淡淡的、慢慢的、治愈人心的艺术电影。这个影片属于心理活动比较多的类型影片，节奏是比较舒缓的。而现在观众的观看习惯已经被平台上播放的快节奏的短视频和微短剧改变了，思考没有了，好像也不需要了，大家只追求表层的感官快感和刺激。而我又不想通过纯粹而精巧的设计来改变和强化影片的节奏，我觉得这样会舍本逐末，影片会失去它本该有的气质和韵味。

《中国电影报》：从患有心理疾病的孩子到亲子关系的探讨，您有什么自己的理解呢？

金宜鸿：影片虽然是以一个患有“创伤应激障碍症”的孩子作为切入口，但我没有将她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病人来对待和治愈，而是让她身上还带有孩子在家庭亲子教育中不堪重负的一面的普遍性。亲子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个人认为，正确的亲子关系应该是“平等与尊重”，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种关系在我们如今的现实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也有家庭中父母的教育观念和方法所致。所以，才有刘欣如对妈妈的一场爆发哭诉戏，这让妈妈始料未及，又痛心疾首，妈妈也开始反思自己，才知道自己“以爱的名义在绑架孩子”。影片的结尾，治愈的不仅仅是孩子，还有妈妈。

《中国电影报》：您认为这部影片为亲子关系能有什么帮助呢？

金宜鸿：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生活在城市空间中，教室、辅导班、家等固定场所构成了他们的生活空间。而我们小时候时常与大自然打交道，约上几个好友在泥地里打滚、田野间奔跑就会把不愉快抛到脑后，大自然是有治愈人的力量的。所以，我们的电影提供了一种可能，那就是父母多带着孩子到自然中去，恢复自身的力量，也能够获得良好的亲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