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退出春节档的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再度征战清明档。尽管在春节档的激烈角逐中“被迫出局”，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韩延“生命三部曲”的终章，《我们一起摇太阳》依旧延续了他一以贯之的叙事风格，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花》《我们一起摇太阳》（合称“生命三部曲”）是韩延以重症患者为文本背景所创作的三部曲，具有鲜明的作者风格和创作理念，契合着导演对“死亡”的审慎思考：这些影片均关注罹患重疾的青年群体，围绕他们与病魔殊死斗争的艰辛历程，呈现他们的生活焦虑与生存困境，并以温暖的笔触予以他们积极乐观的生命态度，流露出真切的情感和深刻的价值观照。

▶ 作为隐喻的疾病：

     揭露个体与家庭的生存困境

有关疾病叙事的影像书写在国产电影的创作中方兴未艾，无论是展现白血病患者群像的《我不是药神》，还是关注身患“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群体的《脐带》《妈妈！》，亦或是揭示艾滋病患者窘境的《最爱》，这些作品都在疾病叙事中以或温暖、或客观，或冷静的方式，展现对生命情感和生命价值的表达，从而引发人们对社会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而在艺术形式的包裹下，“疾病”作为韩延“生命三部曲”中具有特殊意旨的叙事元素，不仅指向“疾病”的表层含义，还被赋予更深刻的“隐喻”意义。

（一）身体缺陷的外在表征。癌症同性病/艾滋病一样，成为丑陋、邪恶与禁忌的言说，长久以来被艺术审美和想象“拒之门外”。所以，在对患者形象的刻画上，大多数影片都选择在视觉层面上弱化身体缺陷给人物带来的“丑陋”，通过身体的“再魅化”改造患者在银幕上的形象，塑造出种种奇特的身体景观。韩延对这种范式似乎早已信手拈来，纤弱的身体、苍白的脸庞和光头的造型尽管是塑造人物和情节递进的必然，但也全力维护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生存尊严。

而在《我们一起摇太阳》中，韩延却跳出以往的窠臼，不再对患者的形象进行遮蔽与矫饰，而是通过对细节的把控，真实地刻画疾病折磨下身体的缺陷和丑陋。片中，尿毒症患者凌敏因长期透析导致胳膊上千疮百孔，形成不可逆的伤疤。为不影响美观，她无奈选择在当伴娘时把伤口遮掉；“不能饮水过多”的医嘱让她的嘴巴总是处于干裂状态；在“通瘘”过程中对胳膊的反复拍打让她难忍剧痛，汗流不止……这些细节的描摹将尿毒症的生活流汇聚到一起，让观众了解到这一群体的真实境遇，在抒情表意的叙事中揭露了疾病的表层含义。

（二）生存困境的内在隐喻。在与疾病的极限拉扯中，敏感、痛苦、无助等情绪使患者产生强烈的情感震荡，不可控的身体变化则倾轧了影片主人公的生活，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滚蛋吧！肿瘤君》中，失业和失恋双重打击让熊顿的生活跌入低谷，突然确诊癌症又让她的生活雪上加霜；《送你一朵小红花》里的韦一航经历开颅手术之后，因恐惧“死神的降临”和旧疾复发，变成沉默寡言的“丧”系青年；《我们一起摇太阳》里的凌敏，为了享有更好的医疗资源选择居住异乡，却被中介通知强制收房，声嘶力竭地诉说着尿毒症群体的悲哀。

除了患者本人深陷生存困境外，在饱受“隐喻污染”的疾病王国里，还潜藏着家庭关系的“病变”。得知子女患病后，父母们总会“谈病色变”：他们需要承受失独的隐忧、治疗中无法预料的风险以及高昂医药费带来的经济负担。如《滚蛋吧！肿瘤君》中的老崔承受中年丧子之痛，是对当代社会底层父亲的聚焦；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中，韦一航父母省吃俭用，母亲省吃俭用、父亲兼职开专车、奶奶准备卖房治病，这些都是“中国式家长”的缩影；而在《我们一起摇太阳》中，凌敏父母“上有老下有小”的左右为难处境，是多数夫妻面临“中年危机”的具象呈现。吕途母亲经历丈夫早逝、孩子患病后，常常将酒精当作麻痹自己的“精神催化剂”，是单亲母亲在悲痛面前的挣扎与自我劝服……

▶ 自我/他者救赎：

     疾病叙事中的“治愈”力量

作为闭合叙事的电影，“疾病”在推进故事发展和人物性格的转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使故事情节更为丰富完整，大部分疾病题材的影片会选择把疾病的“治愈”过程当作主体，从而让整个作品在叙事上变得更加完整。韩延将疾病的“治愈”与主人公的“救赎”缝合，用强烈的求生意志唤醒生命能量。

（一）在“梦境空间”里自我疗愈。韩延的“生命三部曲”常以补偿机制来释梦，通过主人公搭建的“梦境空间”来隐射人物的内心渴望，实现精神世界的重构和救赎。《滚蛋吧！肿瘤君》通过熊顿“脑洞大开”的想象世界/梦境空间来建构世界。在表现熊顿与病魔斗争的场面时，梦境中的熊顿和僵尸（病魔）殊死搏斗，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的梁医生作为熊顿的“拯救者”正尽全力抢救。主观梦境和客观世界双重“斗争”，使得熊顿在虚拟和现实空间中均实现了救赎，在“梦境空间”中完成了一段替代性的讲述；《送你一朵小红花》对于“梦境空间”的搭建则更为丰富，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平行时空是韦一航潜意识的迂回表达，也是他为了规避疾病的困扰，得以逃离的“治愈”空间。他对梦中未知的、无法企及的时空充满了疑惑和向往，直到马小远作为“解梦人”出现，韦一航才拨开了梦境的迷雾：马小远就是韦一航想象中的理想自我，与她相处的过程就是韦一航对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化，也是实现自我救赎的途径。

（二）“欢喜冤家式”的双向救赎。“生命三部曲”采用经典爱情喜剧类型中“欢喜冤家”的模式，讲述男女主人公是如何“不打不相识”，在斗争过程中相互吸引，最终产生情愫的过程。《滚蛋吧！肿瘤君》中的梁医生作为熊顿的“花痴对象”，二人虽然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但永远乐观向上的“熊顿精神”却让不苟言笑的梁医生露出笑容；《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韦一航在马小远的引导下积极面对疾病，打破了与父母之间的隔膜，并以乐观洒脱的精神理念反哺处于癌症晚期身心俱疲的马小远，展现了二人在成长蜕变中的相互救赎。

《我们一起摇太阳》作为“生命三部曲”的集大成之作，讲述了“没头脑”吕途和“不高兴”凌敏——两个身患重症却性格迥异的年轻人，因为一场善意的“婚姻交易”，机缘巧合地踏上了一场充满爱与力量的“治愈”之旅。他们在低谷中相逢相知、重拾希望，把爱情当作驱除痛感的解药和逃离低谷的天梯：“中二的奥利给”口号是他们彼此最朴实却又最有力量的打气方式；经典歌曲《摇太阳》是他们乐观精神的折射，也是对“太阳照常升起”的渴望；瓶盖上的“再来一瓶”是二人面对窘境的奋起反抗。在疾病面前，他们既没有“丧”也没有“躺平”，而是以不妥协不放弃的生命态度，成为彼此的“太阳”，实现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接力”。

▶ “死亡”的哲思：

     对生命的敬畏书写

对“死亡”的思考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也是人们终将要面临的终极话题。显然，韩延的大多数影片都是围绕着这一话题拉开序幕，在“向死而生”的生命观下，他并没有对死亡避而不谈，而是采用“患病－治疗/自救－死亡/痊愈”的叙事逻辑，将悲剧的底色与主人公的乐观心态相融合，让人物在历经苦难后对生命和死亡有了新的解读：患者不再惧怕疾病带来的痛苦，能够坦然面对死亡的到来；失独父母在子女去世之后也能拥有一条走出丧子之痛的自愈之路。

《滚蛋吧！肿瘤君》中，当熊顿放飞的红色塑料袋变成红色气球，意味着她已经以一种超然的态度走向死亡、去追寻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在熊顿的葬礼上，她以提前录好的内心独白当作主持词，以真情独白流露出她对死亡的释然和对人生价值的积极阐释；《送你一朵小红花》中，韦一航父母拍摄了名为“如果没有你，我们怎么过”的短视频用以宽慰儿子，但也折射出他们依旧热爱生活、重回生活正轨的决心，通过“打直球”的方式扭转家庭关系的“病变”，达成父子、母子关系的和解；《我们一起摇太阳》中没有对死亡的描摹，也没有在春节档期间以“合家欢”的大团圆结局收尾，没有借用艺术来虚构希冀，这种开放式结局留给观众丰富的想象空间，同时，也是对生活本真面貌的致敬。

纵观韩延的“生命三部曲”，他擅长将镜头对准社会中的边缘群体，通过对现实鞭辟入里的剖析，以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细致入微的生活洞察，描摹着在“疾病”裹挟下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命状态。追随疾病叙事视角，韩延以温暖为底色，勾勒出社会重症患者的生存境遇，通过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双向救赎”洞悉生命的真谛，传达“向死而生”的超然生命观。

（郝静静：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宏霞：山西大学文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