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万字的《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一书，由著名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丁亚平研究员所著，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电影艺术史研究丛书”中份量颇重的成果之一。《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全面梳理从1949年建国以来近70年中国当代电影的发展道路、经验和模式，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中国当代电影史，显现作者回述与重思当代中国电影道路的思考与努力。全书以电影政治与选择的限度（1949—1976）；电影文化、国家华语与社会现实（1977—1999）和电影空间：电影艺术、社会与市场（2000年以来）三个历史区间为叙述视野，通过八个章节在更为细致的时段内介绍中国当代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实践和特征，以具体的史料考证为基点，由中国电影发展的多样性和新陈代谢的规律描画，进而上升至一种独特而扎实的历史阐述和观照。

历史和艺术双重维度下的书写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重要年份。回顾电影历史与时代发展，是有价值的。

“电影史的认知、对话和触摸，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电影的叙述与呈现，展示了多音齐鸣之中的历史选择。”[ 丁亚平：《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中国电影的发展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电影的发展也随之呈现各异的面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电影开始走上了新的探索之路，也曾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出现过短暂的滞留，又在反思中继续向前。在新的“十七年”时期，电影同其他事物被印上了“革命”的徽章。改革的春风吹醒了经济，也轻抚了中国电影，在迅速变化的大环境中电影以其自身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乘改革之风扶摇直上。全球化的浪潮中电影再次展现出它强大的活力，电影创作和实践成为展现时代缩影的艺术手段。历史的维度不是只讲政治，也不是囿于过去，而是一种基于基本事实基础上的再阐释。在《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中，作者紧跟时代的步伐，在梳理、整合近70年来中国当代电影的发展史并考察其演进规律以及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对合拍片、中国电影“冲奥”、“一带一路”等电影相关的现象做了十分有意义的分析，观点独到，发人深省。

在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中，有断代史、专业史、区域史等方面的成果，但是从艺术维度对电影历史的阐述较少，因此《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的出版有它的独特价值和意义。电影始终带有商业和艺术的双重属性，放置于时代的视域下，它又会同政治、经济紧密相连从而生发出多重内涵。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电影带有意识形态特征，作为艺术的属性往往处于从属的位置，一度被忽视。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电影创作中，还渗透在电影史的研究中。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因为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一种“官修正史”的姿态亮相学界，这是“那时主导的舆论，绝非执笔者的个人意见” [ 李少白：《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一点辨正》，《电影艺术》2009年第2期] 。《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在紧跟当下语境的前提下将长期以来在影史研究中被忽视的电影作为艺术的特性重新发掘出来进行讨论，彰显了近70年来中国电影的美学意义和艺术视野。

宏观建构与微观深入

电影史的写作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个性的书写，但是对于历史的宏观把握是著史的的一个核心前提。这有关电影史的体系建设，这不仅需要作者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和广度对电影的历史进行观照，还需要选择一定的研究视角。这种视角往往能够看到一个著书者的情怀和心胸。

《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从历史出发，在前人的基础上赋予时代叙事的新特征，不仅富有历史研究的严谨，又注入了媒介时代的活力，是一部有深度、有温度的历史专著。如果说宏观建构是整个电影历史研究的脊背，那么微观的研究则以充盈血肉的形式使历史的躯体鲜活起来。在《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中，作者对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人物、作品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所做的新阐释别具一格，对以往电影史研究中常常被忽略被漠视的问题也做了深入研究和思考。如该书第二章“电影书写与接入”中，作者对“纪录性艺术片”的阐述，不仅分析了“纪录性艺术片”出现的背景和环境，也对当时代表影片如《黄宝妹》、《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作品进行了评析。在第三章“‘文革’电影中的革命与影像”，作者单独将“参考片”、“内参片”作为一个特例，分析它在特定环境和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意义。由于其所出现的历史时段较为敏感，因此国内学界对此研究相对较少，电影史专著更罕有论述。这样的研究，体现了一名史学研究者对历史细节的敏感和反思。历史的面貌从来不是单一的光辉面，正是因为有了曲折有了反思，才使得历史的长河更加熠熠生辉。无疑，对于那些历史研究中因为种种原因被忽视的细节的发掘和阐释将会是当下乃至未来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重注史实的实证主义和理性精神

目前学界关于电影史的书写存在多种形式、多种声音，这正是在中国电影史学研究出现的一种积极探索现象。在电影研究中，如何能够跳出禁锢，展现出更多的理性精神是众多电影研究者的不息追求。在《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的绪论部分，丁亚平借张爱玲的《小团圆》表达了对理性研究精神的重视。在电影研究领域，理论或思维的出现往往需要实证支持，但是从更为科学的角度来看待，不少实证材料属于阶段性成果，其真实性仍存在一定的疑问，存疑的实证材料不能与实证材料等同。为了避免这种问题，作者的观点是进行祛魅化处理，在一种开放性研究视野中，不断结合新的材料和观念，在反思性实证精神的指导下，重新发掘和解释历史证据。

当下，学界关于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对现有史料、史据的反复筛选和分析。在《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一书中，作者将近70年来的中国当代电影做了活动年表的呈现，将主要的电影事件、电影活动、电影作品罗列出来形成研究景观。除此之外，作者在书写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文献资料，内容丰赡，类型多样。包括国内外杂志、报纸、学术专著等等。书中注释高达1000多处，图片资料几百幅，涉及的主要参考文献近百项，这些足以为如此浩大的书写提供宝贵的材料支撑，增强了本书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在《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中，丁亚平紧紧抓住时代主题，探索中国电影的艺术演进，其中不仅仅从艺术自身来分析艺术问题，而是从社会、经济、技术、美学等“历史合力”和全球化视野下看新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总结70年中国电影在艺术发展上的阶段性特征和规律。在历史的叙述中，作者以某一纵深线为托，牵引出对具体影人、影片、机构的认识和分析，既丰富了读者对电影知识的进一步认识，又能形成夹叙夹议的层次感。另外，文化研究方法、社会研究方法与美学方法融合利用，凸显了理性书写下的艺术化、个性化表达。作为本书的作者，丁亚平曾不无感悟和体认：“电影研究应该不停留在事实叙述的水平上，也要充满主体性的现代气息贯注，强调社会、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多种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要参照时代理论、语境、思想进行分析和诠释。”[ 丁亚平：《电影史学的兴起与发展》，《当代电影》2009 年第4 期]这部长达845页的《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在纪念新中国70周年到来之际，呈现给学界和影坛，以一种全新的角度重新检视中国当代电影，图文并茂，将电影史放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大框架之下，将电影的发生发展过程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革故更新，深入探究电影史内在的以及外在的发生发展机制，从新颖的角度探寻新中国电影70年的发展轨迹，可谓是中国当代电影在新时代的再启程。《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所做的努力无论对中国当代电影发展还是70年中国电影历史研究都是十分有益、有价值的探索。